日前北京師范大學(xué)管理學(xué)院教授董藩稱，北京的交通比較堵是因為北京的房價太低了，如果北京的房價放開，房價足夠高，就不會有這么多人涌入北京，他們會自動離開，房價自動就可以起到交通疏導(dǎo)的作用。早在2009年，董藩還曾拋出“未婚同居現(xiàn)象刺激購房”的論調(diào)。

放開房價治理擁堵，似乎說得通，但缺乏實證支持。除中國之外交通擁堵的城市有很多，限制房價的極少，外國政府無權(quán)干預(yù)價格。單純房價并不能阻擋外地人進(jìn)京，因為高房價往往伴隨著高收入、高就業(yè)機(jī)會。若北京放開房價管制，意味著市場化程度提高，只會增加北京的吸引力，不會減少。放眼全球，房價高企與交通擁堵往往是伴生現(xiàn)象，兩者不說互為因果，至少互不排斥。

我支持放開房價，但反對把房價和擁堵聯(lián)系在一起講。這里仿造董藩老師的思維方式作一番推理：北京房價太高，反映霧霾不夠重。等到霧霾重到很多人不得不撤離北京的時候，北京的房價肯定就降了。北京房價太高，反映交通不夠擁堵，等到路上動彈不得，就不會有人想在北京生活居住，房價就降了。

主動放毒，主動造堵，可以抑制房價，理論上說得通，照此實施卻荒唐透頂。不要忘記，我們生活在荒唐的體制當(dāng)中，什么荒唐的事情都干得出來。很多事情我們現(xiàn)在還不能做，至少改善我們的思維方式是可以做的。

治堵就專心講治堵之道，這是專業(yè)之家，議論價格的合理性那是專制之家。對價格說三道四反映了危險的思維方式，專家嫌房價太低不對，市民嫌房價太高也不妥。嫌房價高，會給政府提供干預(yù)價格的借口。

社會是巨復(fù)雜系統(tǒng)，價格是巨復(fù)雜系統(tǒng)的指標(biāo)。市場的功能就是尋找價格，個體以價格為指引決定自己工作和消費。假如價格可以由簡單幾個因素決定，說明交易成本很低，那么市場可有可無，這種情況真實的社會不可能出現(xiàn)。(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取消市場，等于取消社會，瓦解為一個又一個大院。有形的大院，防止外人闖入。無形的大院，防止里面的人走出去。中國人不會想重溫那樣的生活，或者說中國繼續(xù)生活在形形色色的院子里，只是高度降低了，翻墻比文革以前容易了。一個人可以不翻墻，但是不能為墻添磚加瓦。

當(dāng)我們聽說有人嫌房價高，應(yīng)該心里明白，說明這個還不需要房子，他的真實需要是一處住所。住所可以在北京租，若租不起，也借不到，說明這人不需要北京。有人寧愿在北京住暖氣井，說明中國有的地方太不可愛了，連北京的暖氣井還不如。

為什么北京與外地差別那么大？原因有很多，這里只說一點：央企云集北京。作為中國第三大城市，廣州只有兩家央企，南方電網(wǎng)和南方航空。央企云集給北京帶來巨額財富，也造成了難以負(fù)荷的交通壓力和人口壓力。換個說法，央企掏空了全國人民的腰包，北京又想拒絕接納蜂擁而至的窮人。一枚硬幣的兩面，北京不可能只貪其利，不要其弊。

房價可以不予理會，霧霾和擁堵不能不理會。北京治理霧霾和擁堵最干脆有效地辦法，就是命令央企總部遷離北京，鄭州、武漢，這類地理中心是很適當(dāng)?shù)倪x擇，廣州、深圳這類經(jīng)濟(jì)前沿也不錯，還可以選擇環(huán)境壓力比較小的廈門、珠海等中等城市。尤其是中國移動這類業(yè)務(wù)重心、利潤重心都在南方的央企，它們賴在北京，無非是高管們想貪圖北京的戶籍及其衍生福利，為了一己之蠅頭小利卻給中央添堵，實在要不得。

等到驅(qū)趕央企的命令下發(fā)，我們會發(fā)現(xiàn)北京堵車緩解了，霧霾也輕了，同時房價也會下跌，以事實證明董藩言論的錯謬。如果連驅(qū)趕央企的決心都下不了，說明北京交通還不夠擁堵，霧霾還不夠重，遲早會重到下定決心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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