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妻子八二年春天相識，在基本確定戀愛關(guān)系時父親才從我說出的她家地址確認我岳父和他不但是同廠職工，還曾在59中工宣隊一起共事近一年。父親說岳父是那種極老實厚道的人，在學(xué)校共事時他每次發(fā)言都捧著自己說，也曾在我家困難時熱心相助。

我與妻子僅認識三個月后便登記訂婚，因為正巧趕上我們廠分房，不是仗著婚后無房的資格我家根本不可能分房。恰巧妻子家也是分房戶，而事后妻子家四代九口和我們家僅四口人獲得的竟是同等的分房待遇，這讓誰也難說公平？

事實上是廠分房組看岳父老實忠厚，說其女兒已出嫁不能算她家人數(shù)，而當時最好的條件也就是交間平房給個偏單而已。當時父親已經(jīng)退休，只是迫切想能給兒子要間婚房成家，但不巧岳父家的平房又分給了我家。父親與岳父相比絕對屬于精明靈智的人，因此當事后岳母找同住在一棟樓的廠分房負責人怒討說法時，對方嫁禍一切是父親所為就由不得人不信了。

岳父一家許多矛盾因分房開始，妻子過早與我登記也曾遭到家人誤解，她郁悶日久長時間里對我父親都耿耿于懷。其時依父親的性格他不可能在善良的岳父身上做手腳，更不可能對曾經(jīng)幫助過自己的親家以德報怨。分房根本不是他能掌控的，我進廠后曾聽到師父們說父親在河?xùn)|原料供應(yīng)庫工作時的梗直和認真，得罪過一些人，人家好不容易找到這么一個泄私憤的緣由。這恐怕也是父親不讓我進供應(yīng)科當干部偏到鍋爐房受大累的原因吧！

我之所以如此相信父親的為人是基于六，七十年代父親對三舅爺一家的態(tài)度。

1958年之后中國的有產(chǎn)者由天入地，由1956年的社會主義的擁護者頓改成敵對者身份，階級斗爭理論更使其整個群體置身“過街老鼠”般的處境。文革初期更是對其的私有家產(chǎn)抄收殆盡，甚至對他們的人身傷害也趨向極致，全國的怨案慘劇無法計數(shù)。從此之后身份出身就成為衡量一個人是敵是友的唯一標準，“地富反壞右”，“資本家”，解放前舊政府機關(guān)金融供職的職員都成為被社會監(jiān)管的另類，甚至他們的子女都不能參軍上大學(xué)不能入黨提干不能入職要害機要職位，他們的親屬自然也都躲避唯恐不及。(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三舅爺?shù)某煞蓦m然還遠沒到資本家的程度，但小業(yè)主的身份也使得三舅爺成為各類批判會上的主角。我相信父親的擋案特別是入黨申請書里一定有許多父親要與三舅爺劃清階級界線的文字，因為三舅爺?shù)纳矸葸€幾乎影響到我大姐的入黨問題。那時入黨那怕有幾個遠在新疆西藏的親屬，黨組織也會都派人去調(diào)查取檔，那怕有一個存疑都可能不能入黨。

但我印象中六十年代奶奶和二叔全家就在三舅爺家住，我們和三舅爺全家如一家人般交往，父親與我們幾乎每周都會去，年節(jié)更是熱熱鬧鬧都聚會在一起。七十年代雖然沒了奶奶二叔也搬至黃河道，但父親還是經(jīng)常去三舅爺家看望，三舅爺也經(jīng)常會來我家串門與父親聊天。

三舅爺在天津并無其它親屬，1956年公私合營被剝奪資產(chǎn)后，近二十多年政治上被岐視，心境一定是極度抑郁的。也許恰恰是父親幾十年如一的恭敬和體撫，讓三舅爺有了一種心靈上的寬慰，并幾乎視這個比自己小幾歲的外甥為知己。

三舅爺晚年有些家務(wù)事擺不平，也都會請父親去做裁判者，而我的幾個表叔表姑也非常敬重父親。

三舅爺三舅奶及二叔二嬸，還有我的母親都在大陸橡膠廠上班，父親如此恭敬三舅爺一家，其他家人自然更不敢怠慢，工友們高看三分也是可能的。

雖說三舅爺曾對父親恩重如山，但在文革那種夫妻反目同根相殘，恩將仇報落井下石很普遍也很正常的社會環(huán)境下，父親的行為也可算難能可貴了。

2017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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