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自發(fā)黨及其他（12）

十二、機遇

都說娃娃朋友是自己最純真、最值得信任、最沒有私利欲望的鐵哥們。我的一個這樣的朋友華新就是這樣一直在宜昌五中長大、后來還成為了那所學校的一名體育老師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雖然母親早就調(diào)離了五中，我還是時不時的應那個熱情的朋友之邀，會回到那所早已經(jīng)變得面目全非的學校去轉(zhuǎn)轉(zhuǎn)，喝點小酒、敘敘友情，看看那個把學校大門從紅星路改到濱湖路、又改回到紅星路那邊去的校園。

那個時候，在學校里偶爾還會在五中碰見那個已經(jīng)變得衰老了很多的唐玉美；那個時候，她已經(jīng)不是教師，而是廚房的一個勤雜工，聽說因為歷史問題，她還曾經(jīng)喂過學校的豬、打掃過學校清潔，見到我依然淺淺的一笑，說起話來結(jié)結(jié)巴巴的，因為是前輩、也因為是曾經(jīng)的小伙伴的母親，也就會停住腳步和她搭訕幾句，不過心不在焉，一轉(zhuǎn)身就把她的話忘得精光。

在“撥亂反正”的那個期間，唐玉美還曾經(jīng)親自找到我們在四新路人委宿舍的家里，找當時是文教局副局長、政治部主任的我的母親反映過她的情況，我當時在家，可是不關心她們談些什么。據(jù)說，一向很堅持原則的母親后來曾經(jīng)給了她一些幫助。唐玉美就能先當上學校的司務長，再回到老師的行列。

翻閱了大量的歷史資料，找不到1940年國民黨在恩施的那次破獲中共地下組織、槍殺了不少共產(chǎn)黨人的行動，是否有張光瑞和唐玉美在內(nèi)；同樣，除了發(fā)現(xiàn)1948年，張光瑞和唐玉美在宜昌國民黨特聯(lián)組織的那次大逮捕中間曾經(jīng)被捕過、也許寫過自白書以外，也無法找到相應的材料，和印綱髯回憶的那樣，審訊在宜昌逮捕的人的口供筆錄和情報線索，被捕人員的坦白交代材料，自首后所有填報的全國民族統(tǒng)一建國會的表冊后來莫名其妙統(tǒng)統(tǒng)不見了，只不過我相信，經(jīng)過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的“清理階級隊伍”，張光瑞和唐玉美脫黨和自首應該是板上釘釘——沒跑的事。(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機遇對于每一個人來說都是至關重要。有的時候往往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因為機遇在那個關鍵時候會不經(jīng)意的決定一個人的人生走向；而錯過了一次機遇，也許就會后悔一輩子！俗話說的好：“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就是在提醒人們一定要好好把握機遇，當機遇到來的時候，絕不能猶豫不決、推三阻四、瞻前顧后、沒有主見，必須用清醒的頭腦、果斷明確和不失時機地做出決定，及時抓住已經(jīng)到來的機遇才對。

開始的時候，張光瑞抓住了機遇，所以他成為了宜昌“民先”的負責人，又抓住了機遇，投奔革命的圣地延安；唐玉美抓住了機遇，所以才會在武漢訓練班率先入黨，所以才會成為宜昌川中附小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之一；可惜的就是，宜昌淪陷和黨組織失去了聯(lián)系，他們兩個人就安心去當那家子承父業(yè)的店老板和老板娘了，就是等到地下黨組織又在宜昌恢復以后，即使是受到敵人的逮捕之后，也不會再一次向黨靠攏，這不能不說是個令他們后悔終生的遺憾。

突然想起那個住在桃花嶺、青年時代曾經(jīng)在宜昌華英中學讀過書的謝鴻恩。有一份資料這樣記載：民國37年（1948年）12月，謝鴻恩通過其妻弟結(jié)識了中共地下工作人員，翌年2月，攜女兒赴解放區(qū)。4月，襄西地委決定派人進宜昌城做地下工作，迎接解放。他回到宜昌后，在云集路廣寒宮門前以擺香煙攤為掩護搜集情報，不久被捕。民國38年（1949年）5月10日被國民黨宜昌守備司令部殺害于鐵路壩。1950年2月，湖北省人民政府追認謝鴻恩為革命烈士。

這其實也是另一種機遇。要知道，宜昌是在1949年7月16日解放的，這也就是說，謝鴻恩是一個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的先烈，如果不是被派回來偵察敵情，再過兩個月，他就會跟著大部隊一起打回來，他就會是后來所說的“進城干部”，那就會前途遠大、事業(yè)開闊，可惜的就是機遇不對。

不過，實話實說，宜昌“自發(fā)黨”的嘗試不關我的事，地下黨組織在抗戰(zhàn)中的那些艱苦卓絕的活動也不關我的事，那個中央首長和各級領導、以及地下工作者和革命烈士拋頭顱、灑熱血更不關我的事，不過就是看見了唐玉美的名字，想起了我曾經(jīng)認識的一位長輩，就把那段歷史重新梳理了一遍，也是一種回憶。（2014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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