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第130-143頁。

摘要：明清易代，經歷了鼎革之變的清初學者，在反思歷史興亡的同時反思學術精神，出現了學術史編纂的熱潮。這些學術史著述基本表現出三類明顯的思想取向：一是尊程朱而貶陸王，強化門戶意識，捍衛(wèi)理學的道統(tǒng)正宗地位，以重振理學；二是把漢唐經學家納入學術史視野，貫通理學和經學，重新梳理理學源流，同時折衷朱陸，淡化理學宗派意識，以挽救理學頹勢；三是沖破傳統(tǒng)道統(tǒng)論范式，以學術宗旨為核心，博采兼收，共尊程朱陸王，試圖掙脫學術一統(tǒng)的枷鎖，建構新的道統(tǒng)譜系和學術體系。清初學者對學術史的多元建構，以及在儒學框架內對學術源流的多元探索，在中國傳統(tǒng)學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關鍵詞：清初；學術史；學術反思；程朱理學；陸王心學；經學

明清易代，天崩地解，清初學者開始從多個層面反思明亡教訓、省察過往歷史。在這一過程中，政治和學術是他們反復提及的話題。清初學者由批判總結歷史而批判總結學術，

由分析政治得失而辨析學術精神，學術之于政治的重要性成為他們探討的重要問題。在此背景之下，他們從不同角度思考學術發(fā)展的歷史、現狀及旨趣，形成了學術史編纂的熱潮。據統(tǒng)計，順、康兩朝編纂刊行的各種學術史著作就有32種之多，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絕無僅有。對這一學術現象，學界雖有探討，且頗多精義，但筆者認為，清初的學術史撰述，是對中國傳統(tǒng)學術發(fā)展的重新建構和闡釋，價值取向和撰述旨趣極其復雜，涉及學脈源流、學術異同、學術門戶等諸多問題，值得深入探究。

一、尊程朱辟陸王與理學史的編寫

明清易代在思想領域造成的最大影響，就是理學的合法性地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危機之下必有反彈，為挽救理學發(fā)展的頹勢，人們編纂了諸多理學史著述，試圖以史立則，

強化理學宗派意識，推尊程朱，貶抑陸王，捍衛(wèi)道統(tǒng)，重振理學雄風。

（一）嚴分體例，為理學明統(tǒng)定位

清初學術史編纂，有一個明顯的特征，就是通過特定的學術史編纂之“史法”，辨別正閏，區(qū)分內外，褒貶高下，把程朱、陸王兩派思想對立起來，尊朱貶陸，強化理學宗派意識，

為程朱學派明統(tǒng)定位，確立其思想與學術的“正宗”地位。熊賜履的《學統(tǒng)》、張夏的《洛閩源流錄》等都體現出這樣的特點。

熊賜履著《學統(tǒng)》，核心任務就是“尊朱子，辟陽明”。他解釋《學統(tǒng)》之“統(tǒng)”云：“統(tǒng)者，即正宗之謂，亦尤所為真諦之說也。要之，不過‘天理’二字而已矣?！痹谛苜n履看來，學術“正宗”和“真諦”就是程朱理學所提倡的“天理”，《學統(tǒng)》之作就是要探究孔子以降兩千余年間“道術正邪與學脈絕續(xù)之故”，梳理學術正宗，尋找學術真諦，“究其淵源，分其支派，審是非之介，別同異之端，位置論列，寧嚴毋濫”，讓學術“歸于一是”；“人心之不正，由于道統(tǒng)之不明；道統(tǒng)之不明，由于學術之不端?！秾W統(tǒng)》一書，繼正脈而扶大道，闡千圣之真諦，正萬古之人心”，其宗旨就是要闡明道統(tǒng)所歸，“繼正脈而扶大道”，排斥那些“亂吾學”“害吾道”的學術“異端”。

首先，在編纂體例上作文章，通過體例編排來揚程朱、抑陸王，樹立程朱理學的正統(tǒng)地位。《學統(tǒng)》以傳記的方式網羅古今學術人物，把自先秦至明代的“學脈”分正統(tǒng)、翼統(tǒng)、附統(tǒng)、雜統(tǒng)和異統(tǒng)五大類。“正統(tǒng)”以孔子開其端，收錄孔子、顏回、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等９人，原因就是孔子“為萬世宗師”，其后８人“皆躬行心得，實接真?zhèn)?，乃孔門之大宗子也，故并列正統(tǒng)焉”；“翼統(tǒng)”收錄閔子騫、冉雍、端木賜至明代薛瑄、胡居仁、羅欽順等23人，此乃“能羽翼經傳、表彰絕學者”，是道統(tǒng)之功臣，故稱翼統(tǒng)；“附統(tǒng)”收錄冉伯牛、子路至明代鄧元錫、顧憲成、高攀龍等178人，此乃“圣門群賢，歷代諸儒”，“皆得與于斯文者也，名曰附統(tǒng)”；“雜統(tǒng)”收錄荀子、楊雄、陸九淵、王陽明等７人，“必為之正其辜，使不得亂吾統(tǒng)焉，故揭之曰雜統(tǒng)，明不純也”；“異統(tǒng)”則收錄老莊、楊（揚）、墨及釋、道二氏，“曰異統(tǒng)，明不同也”。“雜統(tǒng)”和“異統(tǒng)”離經叛道，均為道統(tǒng)之亂臣賊子，“或明叛吾道，顯與為敵；或陰亂吾實，陽竊其名，皆斯道之亂臣賊子也”。

很顯然，熊賜履將古今學者各歸其類，以程朱理學為“正統(tǒng)”，以繼承、弘揚程朱理學者為“翼統(tǒng)”和“附統(tǒng)”，以陸王心學為“雜統(tǒng)”，以儒家之外學術為“異統(tǒng)”，竭盡全力樹立程朱理學的正統(tǒng)地位。李振裕云：“《學統(tǒng)》一書，斷自鄒魯，迄于有明，厘為五類：曰‘正統(tǒng)’，猶族之有大宗也；曰‘翼統(tǒng)’，猶小宗也；曰‘附統(tǒng)’，猶外姻也；曰‘雜’，曰‘異’，則非我族矣?！焙苄蜗蟮匕压糯鷮W術比作一個大家族，作為接續(xù)孔孟正統(tǒng)的程朱理學是這個家族的“大宗”或“正宗”，而陸王心學則直接被排除在儒學大家族之外，成為“非我族矣”的異類。

其次，通過篇末“按語”的方式表達尊程朱的學術立場。熊賜履稱贊二程：“二程子既以一敬接千圣之傳，而伊川則特為主一無適之解，又從而反覆發(fā)明之，庶幾學者有所持守，以為超凡入圣之地。朱子稱程氏之有功于后學，最是主敬得力?！卑龘P朱熹：“孔子集列圣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此古今之通論，非一人之私言也?！w居敬窮理之言，實與堯舜精一、孔顏博約之旨，先后一揆?！蛑熳又?，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之道也?！背庳熽懢艤Y：“引釋亂儒，借儒文釋，其筆鋒舌鍔，尤足以駕偽而滅真。……陸氏之學，誠足以禍萬世之人心而未有艾?！迸u王陽明：“不憚以身樹禪門之幟，顯然與鄒、魯、洛、閩為敵，而略無所忌”，導致“自有明正嘉而降，百余年間，斯文為一大淪晦焉”。

《學統(tǒng)》通過特有的體例形式，區(qū)分古今學術流變，彰揚程朱，貶抑陸王，理學宗派意識極其濃厚。無獨有偶，張夏的《洛閩源流錄》也以類似的體例形式明示學術正閏，與《學統(tǒng)》異曲同工。該書按“正宗”“羽翼”“儒林”把明代學者分為“三品”，學術最醇正者為“正宗”，其次為“羽翼”，最后為“儒林”，褒貶之意寓于史書編排之中。張夏云:“私纂故明一代諸儒學行梗概，溯統(tǒng)程朱，故題曰《洛閩源流錄》，蓋為程朱后人作也?！焙喲灾?，張夏輯《洛閩源流錄》，核心目的就是要“溯統(tǒng)程朱”。

圍繞“溯統(tǒng)程朱”這一觀念，《洛閩源流錄》褒程朱、貶陸王，將程朱學者前置，或入正宗，或入羽翼，或入儒林；將王門學者后置，或入羽翼，或入儒林，無入正宗者。所謂“以洛閩為宗主而標儒宗以示準的，次時代以鏡盛衰，分支派以定正閏，俾后學一覽廓然”，充分體現出以程朱理學為宗主、以陽明之學為異端的為理學張目的思想。該書貫徹“欲正之以孔孟，不若即正之以程朱；欲正之以程朱，不若即正之以學程朱之真儒”的原則，目的就是要告訴世人，程朱理學為學術正宗，不能被陸王異端之學淆亂和湮沒，“大旨闡洛閩之緒，而力辟新會（陳獻章）、余姚（王守仁）之說”。張夏極力貶斥王陽明，將其排除在“正宗”“羽翼”之外，理由就是陽明之學“所得不中不正，且自信太過，語言之失甚多，上得罪先賢，下開誤后學，迄今禍尚未艾”。要之，該書以正宗歸程朱，以儒林歸陽明，尊朱辟王的理學宗派意識十分鮮明。恰如黃聲諧所言:“其書上稽洪、建，下迄啟、禎，別派分門，不差毫發(fā)，將以扶王道，正人倫，翼圣真，解愚惑，用意良至誠。

（二）專述道學，樹立“道統(tǒng)正宗”

專門選取理學中人，編纂成書，為“道統(tǒng)正宗”修史立傳，是清初學術史編纂中凸顯程朱理學的又一種形式。竇克勤《理學正宗》、張伯行《道統(tǒng)錄》《道南源委》《伊洛淵源續(xù)錄》、魏裔介《圣學知統(tǒng)錄》、耿介《中州道學編》等都是這類作品。

竇克勤的《理學正宗》只收錄了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楊時、胡安國、羅從彥、李侗、朱熹、張栻、呂祖謙、蔡沈、黃幹、許衡、薛瑄等15人，全是著名理學家。該書“止錄正宗”，不錄那些“儒行駁而不純者”。所謂“正宗”，即濂、洛、關、閩諸大師，“理學正宗,無逾于此者也”，“圣道盡在《六經》《四書》，而周、程、朱子之功亦盡在《六經》《四書》，此道統(tǒng)之正傳，百世不易者也”。至于陸王之學，“駁而不純”，屬于異端邪說，“舉異端邪說為吾道害者,悉掃蕩而廓清之”，自然不在收錄之列。

竇克勤極為推崇程朱理學，認為“后世溯道統(tǒng)正傳必以宋儒為斷，而宋儒稱孔孟嫡派必以周、程、朱子為歸。……所以直接薪傳，而淺學曲儒不敢望其項背”。周、程、朱子不僅接孔子之后“道統(tǒng)正傳”，而且發(fā)揚道統(tǒng)，“擁講席以圣道詔天下者，程朱兩家而已”，地位至為崇高。因此，《理學正宗》通過學術史的梳理，指出:“接孔孟之心傳者濂洛關閩，而朱子集諸儒大成脈絡于龜山、豫章、延平、勉齋，而以許、薛直接紫陽道統(tǒng)，正宗確乎其不可易也。若康侯、九峰之羽翼圣經，東萊、南軒之麗澤講貫，均為有功圣道。”同時，該書“崇正以黜邪”，斥責陽明心學，“一部《正宗》，于宋元明諸儒品評悉當，斥金溪、姚江之非，使邪說不至害正，一歸于廓清”。尊朱抑王，是竇克勤撰著《理學正宗》的重要目的。

與《理學正宗》相比，張伯行撰輯的《道統(tǒng)錄》更是通過梳理自伏羲至程朱的學脈發(fā)展，建構了完整的道統(tǒng)譜系?！兜澜y(tǒng)錄》所收皆道統(tǒng)傳承人物，分上卷、下卷、附錄三部分，上卷載伏羲、神農、黃帝至子思、孟子15人，下卷載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5人，附錄載皋陶、稷、契至謝良佐、尹惇15人?！暗澜y(tǒng)”經唐代韓愈明確提出來以后，意義逐漸凸顯。尤其是宋明以來，周敦頤、張載、二程、朱熹等人，皆以接續(xù)孔孟道統(tǒng)自任，致力于構建一個完整的儒家道統(tǒng)傳承體系。但張伯行在《道統(tǒng)錄》中構建的道統(tǒng)體系與韓愈等人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儒家道統(tǒng)只追溯到堯，而皋陶等人不在其列。張伯行卻將道統(tǒng)追溯到伏羲、神農、黃帝，并且將陸王完全排斥在外。在張伯行看來，“道”既包含事功，又包含理論。伏羲、神農、黃帝及皋陶、稷、契等人屬于君、相,“有行道之權”，“故繼天立極，贊襄輔翊，而道以位而行”；而“孔子雖不得位，然集群圣之大成，古今性命事功不出其范圍，后之言道者，必折衷焉”；孟子、顏回、子思等人窮理著書，“任明道之責”，“故窮理著書，授受丁寧，而道以言傳”。張伯行對“道統(tǒng)”之“道”陳義甚高，“是道也，正綱維，立人極，端風化，開泰運，曲學雜霸不得假，百家邪說莫能亂，昭著流布于兩間，真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者也”。其備極推崇，前無古人。

張伯行撰著的《道南源委》是對閩學傳承的記載，收錄二程、楊時、游酢、胡安國、胡宏、朱熹等近450人事跡；《伊洛淵源續(xù)錄》收錄羅從彥、李侗、朱熹、張載等252人事跡，比較完備地記載了程朱一脈的傳承。從張伯行的系列學術史著述中可以看出，他奉濂洛關閩為正學，尤尊程朱一脈為正統(tǒng)，斥荀子、董仲舒和陸王為異端，甚至認為“陸王之學不熄，程朱之學不明”。

魏裔介撰寫的《圣學知統(tǒng)錄》亦專門為闡明圣學道統(tǒng)而作。該書收錄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到周公、孔孟等古代圣賢19人，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等宋代學者5人，許衡、薛瑄等元明學者2人，共26人。該書“博征經史，各為紀傳，復引諸儒之說附于各條之下，而衷以己說”。和張伯行一樣，魏裔介也把道統(tǒng)追溯至伏羲，“由堯舜而前，始自伏羲，以明知學之本于天；由孔子而后，終于許、薛，以明知學之不絕于人”，意在說明道統(tǒng)本于天而續(xù)于人。魏裔介認為，自秦、漢至明代，異端邪說盛行，致使圣學晦蝕、道統(tǒng)湮沒，所謂“自孟軻氏既沒，圣學晦蝕，火于秦，雜霸于漢，佛老于六朝，詩賦于唐。至宋乃有濂溪、程、朱繼起，伊洛淵源，粲然可觀。其后為虛無幻妄之說，家天竺而人柱下，知統(tǒng)遂不可問矣”。鑒于這種情況，《圣學知統(tǒng)錄》嚴格以維護醇儒正統(tǒng)地位為標準篩選入傳人物，嚴守儒家正統(tǒng)，摒棄任何泛雜學說。該書堅持以孔、孟、程、朱為道統(tǒng)正脈所系，排斥荀子和陸王心學，“發(fā)大中至正之極則，而功利雜霸、異端曲學之私，不敢一毫駁雜于其間”，“亦欲存天理，遏人欲，息邪說，放淫辭，稍有助于國家化民成俗之意也”。

與以上諸書相比，耿介輯纂的《中州道學編》則專門考察理學在中原地區(qū)的發(fā)展演變，以突顯二程在中州道統(tǒng)傳承中的地位。耿介梳理中州道學源流，指出從秦焚書坑儒到唐末五代千余年間中州學術“或騖于記誦詞章，或流于異端曲學，支離破裂，圣道湮晦”;到宋代，周敦頤“以《太極圖》授兩程子，而洛學興焉”，周、程諸子繼承孔孟衣缽，是中州道學發(fā)展的關鍵，“由是洛伊統(tǒng)宗直上接孔孟不傳之緒”，千余年間“中絕”的孔孟道統(tǒng)被周、程諸子續(xù)接。二程弟子楊時“載道而南”，把理學傳至東南，中經羅從彥、李侗再到朱熹，閩學崛起，“此閩學所以繼洛學也”；金末元初許衡繼承二程朱熹學說，崛起中州，傳播理學；明代曹端、薛瑄“皆謹守程朱，體認精深，踐履篤實”，不斷光大中州道學，代有傳人，“從此文獻之傳，仍歸中原矣”。二程洛學發(fā)祥中州，《中州道學編》考察理學在中州的授受源流，便以二程開其端，至清初陳愹止，入傳者57人，所謂“取程門以下諸儒之裨正學者，匯次成編”。對此，耿介好友李來章認為，“開列圣之統(tǒng)而不能不始于伏羲，開諸儒之統(tǒng)而不能不始于二程”，二程是開宋、元、明諸儒之統(tǒng)的關鍵人物，因此《中州道學編》“以二程為首，猶之述列圣之統(tǒng)而必以伏羲為首，蓋天下之公論”。

耿介以闡明和推尊“道學”為己任，其《中州道學編》只著錄中州程朱傳人，摒棄中州陸王傳人，“首列二程，示所宗也。其次諸儒，顯者詳之，隱者顯之。人從其代，傳統(tǒng)于人?！{纚洋洋，遂使中州儒宗括于卷帙森羅之內”，先生之編是書也，存道脈也。存道脈則專錄道學，非道學自不得旁及，例也。先生之編是書也，為中州存道脈也，為中州存道脈，則專錄中州道學，非中州道學亦自不得旁及，例也”。耿介通過書法義例凸顯程朱理學在中州道統(tǒng)傳承中的地位，可謂用心良苦。

總之，熊賜履、張夏、竇克勤、張伯行、魏裔介、耿介等人通過學術史的體例編排，彰顯自己的學術主張，為理學的“道統(tǒng)正宗”張目，反映了理學在清初所遭遇的危機以及人們應對危機所作出的學術回應。

二、經學與理學的會通與經學史的編纂

清初學者在編修學術史時，往往要面對理學“道統(tǒng)”的承繼問題。堅持“衛(wèi)道”的理學家,力主程、朱直接孔、孟的道統(tǒng)論，把漢唐經學家摒棄在道統(tǒng)傳承之外，認為從孔、孟到宋代的千余年間是“道喪千載”。這樣的認識，實際上是割斷了道統(tǒng)思想發(fā)展的連續(xù)性，置歷史事實于不顧。有鑒于此，清初不少學者在為理學修史的同時，開始把漢唐經學家納入學術史的視野，打通理學和經學的聯(lián)系，尊經重道，重新梳理理學源流，視野更加開闊。

(一)會通經、道，折衷朱、陸

清初為理學爭正統(tǒng)的學術史撰述，只承認程朱上接孔孟，兩漢、魏晉、隋唐的學術人物均不述及。這樣的認知，遭到不少學者的抵制。這些學者通過編纂學術史著作，會通經道，把經學家與理學家匯為一史，同尊經學與理學為“正學”，同時折衷朱、陸，將程朱與陸王同編，試圖打破學術門戶，對學術發(fā)展進行重新清理。湯斌的《洛學編》、魏一鰲的《北學編》、萬斯同的《儒林宗派》等，均為此種學術史之作。

湯斌和魏一鰲都是清初北學泰斗孫奇逢的學生，深得夏峰北學真?zhèn)?。史載，孫奇逢撰寫完《理學宗傳》后，深感大河南北學術綿遠深厚，“前有創(chuàng)而后有承，人杰地靈，相需甚殷”，于是命湯斌和魏一鰲分別編輯《洛學編》和《北學編》。湯、魏二人編輯《洛學編》和《北學編》，除了受老師學術思想影響外，還受到馮從吾《關學編》的啟發(fā)。明末關中學者馮從吾撰《關學編》，專門梳理關中學術脈絡，其最大的特點是會通經學、道學，兼綜程朱、陸王，“蓋統(tǒng)程、朱、陸、王而一之，集關學之大成者”。這一編撰思想對《洛學編》和《北學編》的影響很大，“昔馮少墟先生輯《關學編》，其后中州則有《洛學編》，湯文正公所訂也；畿輔則有《北學編》，魏蓮陸先生所集也”。

湯斌輯《洛學編》一書，由“前編”和“正編”兩部分組成，以人系史，較為系統(tǒng)地記述了自漢迄明洛學的授受源流?！扒熬帯币庠诒碚媒泴W，收錄漢唐經學家6人；“正編”意在表彰理學，收錄宋明理學家48人。縱觀中國儒學發(fā)展史，洛學占據核心地位。因此，梳理洛學源流，對于正確認識儒學演化意義重大，“蓋洛之有學，所以合天地之歸，定先后之統(tǒng)，所關甚鉅也”。

作為一部學術史，《洛學編》有自己的編輯特點。縱向上，其熔漢唐經學家與宋明理學家于一爐，主張“經道合一”；橫向上，重視程朱，兼顧陸王，倡導“朱王合一，返歸本旨”。此書以漢唐諸儒為“前編”，以宋明諸儒為“正編”，既突出宋明理學家，又不棄漢唐經學家，“雖以宋儒為主，而不廢漢唐儒者之所長”，主次分明，“揭示了經學與理學之間的關系，即經學是理學發(fā)展之前導，而理學則是經學發(fā)展起來的”。此書“前編”中的杜子春、鐘興、鄭眾、服虔皆為漢代經學大師，治學重經義訓詁和家法師承；唐人韓愈極力復興“古文”，以繼承“道統(tǒng)”自居；宋人穆修傳陳摶《易》學，力倡古文經學。諸如此類，都是經學史上的重要人物。湯斌認為，在《宋史》設立《道學傳》之前，只有經學、儒學之名，而無理學、道學之名；《宋史》從“儒林”中析出“道學”，立《道學傳》，“道學經學自此分矣”；但實際上，道學與經學有著密切的內在關聯(lián)，“夫所謂道學者，六經四書之旨體驗于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經書之外，更有不傳之道學也。故離經書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之所謂經也”。《洛學編》通過將經學家入“前編”，理學家入“正編”的編纂方式，梳理經學家、理學家的授受源流，揭示了經學與理學間的承續(xù)和依存關系，“為我們提供了有關漢唐時期中州經學源流演變的大致情況”。

有宋一代，中州實為二程洛學之天下，《洛學編》“正編”首述二程，次述邵雍、呂希哲，后述尹焞、謝良佐、張繹等二程及門弟子，把中州理學的開端、分支、傳衍梳理得清清楚楚。元代則述姚樞和許衡事跡，以明元代理學發(fā)展之統(tǒng)續(xù)。明初，由于統(tǒng)治者提倡朱子之學，一時間，中州諸儒也多為朱學傳人，薛瑄、曹端為其首，薛瑄門人或私淑弟子如閻禹錫、何塘、崔銑、魯邦彥等亦一一表彰，以明其授受源流?？墒?，自明中葉以后，陽明心學崛起，宋、元、明初程朱理學一統(tǒng)中州的局面發(fā)生了改變，中州出現了“闡明陽明之學”的王學傳人，如尤時熙、孟化鯉和徐養(yǎng)相等。對此，《洛學編》亦為之立傳，其弟子附傳，揭示他們的學術淵源及特點，顯示了“程朱陸王合一”的折衷態(tài)度。湯斌認為，尤時熙“為說大抵祖文成‘致良知’”，“有功文成”；孟化鯉師事尤時熙,仕以達道，學本“無欲”；徐養(yǎng)相初宗濂洛之學，后轉信陽明，“蓋得陽明之心傳者也”，均為中州王學中堅。《洛學編》關注王學傳人，“篤守程、朱，亦不薄陸、王”，體現了湯斌調和程朱陸王的思想。

與湯斌類似,魏一鰲輯《北學編》，專門考察畿輔地區(qū)（今河北省）自漢迄明的學術淵源流變。該書上起漢，下迄明，既收錄董仲舒、韓嬰、毛萇、盧植、束皙、劉獻之、孔穎達、李翱等漢唐經學家，又收錄邵雍、劉安世、劉安禮、高伸振、邵子文、劉因、蘇天爵、黃潤玉、鹿善繼等宋明理學家，加上附載人物，共41人。在魏一鰲看來，自宋以后，學術界出現了將經學和道學判為二學的現象，所謂“夫學自宋儒而后，幾判為二：曰經學，曰道學。尊漢儒者以道學為空虛，尊宋儒者視經學如糟粕”。因此，魏一鰲秉持“經道合一”的宗旨，打破經、道兩分的學術局面，堅持同尊經學與理學為孔孟“正學”的新道統(tǒng)觀，把經學家與理學家熔于一史。恰如補刊者所言：“登斯編者，自漢迄今，代不乏人，要皆經書湛深，事功卓著，立身制行非托空談?！w合經學、道學而一之，正學也，亦實學也。”魏一鰲對漢唐經師評價甚高，稱頌董仲舒治經“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夸贊盧植“其學無所不窺，研精而不守章句，更不好詞賦。性剛毅，有大節(jié)，負濟世之志”，表彰李翱“獨求端于性情,動靜之際以發(fā)誠明之要”，其目的是彰顯漢唐經學的傳道之功，說明經學與理學有內在的必然聯(lián)系——“其出處隱見，立言致行雖有不同，要皆愿學孔子、不待文王而興之人”。

魏一鰲與湯斌一樣，亦極力淡化宗派意識，折衷程朱陸王。其師孫奇逢言：“董、韓而后，若器之、靜修、伯玉，學本朱程，克恭、儕鶴、伯順，力肩陳王。因念紫陽當五星聚東井之際，及其身不免于偽學之禁。陽明功在社稷，當日忌者奪其爵，禁其學。非兩先生之不幸，誠世道之不幸也。我輩生諸賢之后，自待豈宜菲薄?”魏一鰲對乃師的學術思想心領神會，在《北學編》中極力彌合程朱陸王之舊痕，矯正黨同伐異之成見。劉因學尊程朱，鹿善繼潛心陸王，都被編入《北學編》中，力破“分門別戶，黨同伐異之弊”，試圖通過調停程朱陸王來實現衛(wèi)道續(xù)統(tǒng)的目的。

萬斯同的《儒林宗派》亦是熔經學、理學于一史的學術史著作。該書共16卷，以時代發(fā)展為經，以學派衍生為緯，以史表為形式，別具一格地把經學、理學等諸多學術人物有序組合起來，“紀孔子以下迄于明末諸儒授受源流，各以時代為次。其上無師承，后無弟子者，則別附著之”，梳理了先秦迄于明諸儒之間的師承關系和各學派的分立嬗繼，所載人物之多，時間跨度之長，在清初學術史編纂中都是少見的。

《儒林宗派》在處理漢唐經師與宋明理學的授受源流時，采取的形式略有不同。其記載漢唐經師，重視家法師承，以“五經”中各經的授受源委為線索，每經又分出各家，表列先后，以明師承源流。如該書卷三表列東漢經學傳授，《易》分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費氏五家；《尚書》分歐陽、大夏侯、小夏侯、古文四家；《詩》分魯、齊、韓、毛四家；《禮》分小戴、慶氏兩家；《春秋》分公羊嚴氏、公羊顏氏、公羊、左氏、谷梁五家。每家后面羅列傳授者，以明師承關系及授受源流。此外，傳《國語》《周官》《禮記》《孝經》《孟子》以及兼通五經者均一一表列其傳授者，其余通經學但無學派歸屬者也表列出來，讓人們看到經學在東漢的發(fā)展概況。其記載宋元明理學，則通過分門別派的方式，表列理學家之間的師承授受關系，區(qū)分學術源流，明其統(tǒng)屬。無論是程朱學派，還是陸王學派，均表列其師承淵源，絕不厚此薄彼，更無門戶之私。如“程子學派”，表列二程及程氏門人；“張氏學派”，表列張載及張氏門人；“朱子學派”表列朱熹及朱子門人；“陸氏學派”，表列陸九淵及陸氏門人；“薛氏學派”，表列薛瑄及薛氏門人；“王氏學派”，表列王陽明及王氏門人等。那些沒有明顯師承淵源關系的，則通過“諸儒博考”表列其姓名，以示絕無遺漏。

《四庫全書總目》認為消弭門戶、糾正明代理學之弊，是《儒林宗派》的撰述目的和學術價值之所在。論曰:“明以來談道統(tǒng)者，揚己凌人，互相排軋，卒釀門戶之禍，流毒無窮。斯同目擊其弊，因著此書。所載斷自孔子以下，杜僭王之失，以正綱常。凡漢后唐前傳經之儒，一一具列。除排擠之私，以消朋黨。其持論獨為平允?！倍鴮嶋H上，《儒林宗派》以表為文，重在反映諸儒授受源流，以明諸儒學問異同之故。簡言之，萬斯同用“學術源流圖表”的形式，述學者家法師承，明學派淵源流別，使千百年間學術嬗遞了然于篇卷之間。在為2000多年學術清理學脈的過程中，萬斯同對學術人物的取舍，對學派分合的整理，都反映出他不再斤斤于學統(tǒng)、學派的區(qū)別，并力圖消除門戶的學術傾向，“萬斯同雖不是為消彌門戶而撰《儒林宗派》，但這部著作在客觀上卻反映出萬斯同絕少門戶之見的為學旨趣”。

要之，湯斌、魏一鰲、萬斯同的學術史著述，雖編纂形式有所不同，但在梳理古代學術發(fā)展的淵源流變、會通經道、折衷朱陸方面，卻存在驚人的一致。他們既注意到理學與經學的聯(lián)系，試圖矯正明代以來學術上重“道”輕“經”的流弊，給經學以應有的歷史地位，尊經重道，把經學和理學皆視為“正學”，又能夠突破程朱陸王的學術壁壘，歷史地再現學術發(fā)展的整體面貌。他們力圖將經學、理學、程朱、陸王熔為一史，重構理學，挽救理學的頹勢，有著鮮明的時代印記，體現了清初學術史編纂以及學術思想的新特點。

（二）專為經學家修史，彰揚經學為“正學”

在清初眾多學術史著作中，陳遇夫的《正學續(xù)》是朵奇葩。該書獨辟蹊徑，專為漢唐經學家修史立傳，以經學的連續(xù)相承統(tǒng)貫全書，旗幟鮮明地把經學視為“正學”。《正學續(xù)》共四卷，以人系史，卷一為西漢，立傳人物有賈誼、董仲舒、兒寬、王吉、匡衡、龔勝（附龔舍）；卷二為東漢，立傳人物有杜林、鄭眾（附鄭興、陳元）、魯恭（附魯丕）、盧植、趙岐、鄭玄、邴原、諸葛亮；卷三為晉、北朝、隋，立傳人物有虞溥、賀循、范宣（附范寧）、陶潛、游肇、李謐（附李郁、李玚）、王通；卷四為唐，立傳人物有王義方、楊綰、陸贄、鄭余慶、韓愈、李翱；附宋儒崔與之。全部為漢唐間經學家，不涉及宋明理學家。陳遇夫在每朝代開篇撰有序言，每位人物傳記后撰有評論，表達自己對經學發(fā)展及經學家的看法。

宋明理學家普遍認為，“自漢迄唐，圣人之道，幾于熄滅。學圣人之學者，幾于絕響。將千百余年之間，惟是黃老之虛無，佛氏之糟粕，刑名雜霸之紛紜，橫流充塞，而莫可救正”， “孔孟而后，至有宋直接其傳，而他無聞”。也就是說，自漢至唐的千年歲月里，孔孟道統(tǒng)沒有人接續(xù)，屬于“道喪千載”的狀態(tài)；只有到宋代，程朱等大儒直接接續(xù)孔孟，道統(tǒng)才得以延續(xù)。對這樣的道統(tǒng)論，陳遇夫是懷疑的，“余少時，常閱宋明儒者彈駁漢唐之說，心竊疑之，以為圣賢之道，如日月麗天，遺經具在，豈自漢至唐，一千年好學深思，得圣賢之旨者，僅一二人而止?”為了說明漢唐間經學傳授源流清晰可見，“道喪千載”并不符合歷史事實，他在廣泛搜羅史實的基礎上，“自漢至唐，編傳二十有七，贅以所見，為書四卷，名曰《正學續(xù)》”。所謂“正學”，乃“學以行道也。學正學，所以行正道也。道生天地，而行乎天地。天地不能離道，則麗于人，人亦不能離道”。所謂“續(xù)”，“續(xù)者，續(xù)其絕也。絕者續(xù)之,其不絕者可無續(xù)也”，“續(xù)正學，所以續(xù)道也。唐續(xù)晉，晉續(xù)漢，圣人之道，行于天下未嘗絕也”。“正學”即孔孟的儒家經學，“續(xù)”即經學的接續(xù)和演變。也就是說，要通過對經學史的重新梳理和構建，展現經學的淵源流變，駁斥只有宋儒才能接續(xù)道統(tǒng)的不實之詞，“不韙宋人道喪千載之說，檢搜全史，得漢唐大儒二十有七人，人立一傳，述其學之所由來，行之所造極，加以論評，名曰《正學續(xù)》。續(xù)者何?續(xù)孔孟也。曷喪焉?是書成，使百世下諸儒先，身沒而名不彰、道不顯，一旦重開生面，如聞其語，如見其人。先生有功于諸儒，亦即有功于刪述。經濟學術，因是可窺見一斑，豈不偉哉”。

宋明理學家的道統(tǒng)論具有明顯的黜漢唐經學、尊程朱理學的學術宗派意識。陳遇夫“撰《正學續(xù)》，以明漢唐諸儒學統(tǒng)相承，未嘗中絕”，目的就是要表明漢唐經學家上有所承、學有淵源，破除宋明理學家尊道學、貶經學的道統(tǒng)論。故此，該書只為漢唐諸儒立傳，意在說明其經學是直接孔孟的“正學”，表彰他們在經學方面的“續(xù)道”之功。陳遇夫高度評價漢儒在中國經學史上的“傳經”“續(xù)道”之績，認為漢儒“得所考據，旁搜遠摭，而諸經畢集，圣道復明……記誦拾遺，皆有功于圣門，不可沒也”。漢儒和宋儒治經，一為“始事”，一為“繼起”。而“天下始事者難為功,繼起者易為力”，漢儒“始事”，解經雖有“不如宋人”之處，但就此斷言“漢儒窮經總無見于圣人之道”，實屬一葉障目。由此，《正學續(xù)》將“漢儒窮經”與“圣道復明”聯(lián)系起來，肯定漢儒是“圣道復明”的繼統(tǒng)者，根本不存在所謂“道喪千載”之說?！叭魸h唐諸儒，則皆湛深經術者也。輒言道喪千載，夫誰信之?”有鑒于此,何溶認為，該書“不獨為漢唐諸儒功臣，實孔氏功臣也”。

《正學續(xù)》除了表彰漢唐經學在續(xù)接孔孟道統(tǒng)中的重要作用外，還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反對學術門戶。陳遇夫對朱、陸因異同之辨而爭詰不已的現象非常不滿，對明代學術門戶之爭更是反感，尤其是明代學者因學術之爭而結成朋黨，就更讓人感到惋惜。他說：“蓋理學一途，自宋以來，朱、陸殊趨，至明而薛、王異派，嘉、隆以來，爭辯日甚。爭辯不已，各分宗旨，宗旨既分，遂成門戶，黨同伐異，可為三嘆?！泵鞔鷮W派林立，各標宗旨，有河東、崇仁、白沙、甘泉、姚江以及江右、泰州、三原、楚中、閩粵、止修、東林等學派，“附者尤眾，而攻者蜂起，遂成朋黨，梯怨階禍，可勝惜哉!”陳遇夫對學術派別并不反感，他反感的是因學術派別而立學術門戶，相互排斥，黨同伐異，致使學術偏執(zhí)，無益于學術事業(yè)的發(fā)展。二是提倡學術關注社會，經世致用。陳遇夫認為:“夫學術者，治術所從出也，必道德一而后風俗同?！痹谒磥?，學術應該有益于治術，其在道德建設和風俗美化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墩龑W續(xù)》對漢唐儒者的事跡有明確的取舍標準，最為關注“儒者分內事”和“名教大節(jié)”，“行必衷諸經義，言必發(fā)明圣教，訂訛補缺以承先，著論立訓以啟后，致君必本于王道，立身必謹于進退，達則正學校而育人材，窮則授門徒而化里閭。此儒者分內事，必謹書之。至于經世安民，事關軍國，見危授命，志在忠孝，必屬名教大節(jié)，乃備舉其詳”。陳遇夫注重對經學家“經世安民”行為的記載，恰恰反映了他經世致用的學術思想。他還指出，“古人以經為學”，是為了“正心修身以至治國平天下”，但后世儒者“通經”，只是“析理”，失去了“古人窮經致用之學”的本旨。他作《正學續(xù)》，也隱含通經致用、扭轉虛妄學風、批評理學脫離實際的意蘊。

三、道統(tǒng)論范式的破壞與學術史編修

打破門戶，共尊程朱陸王,沖破傳統(tǒng)道統(tǒng)論范式，構建新的道統(tǒng)譜系和學術體系，是清初學術史編修的第三種情況。這類學術史著作不把程朱與陸王相對立，而是強調兩派思想的互補和兼容，重視學術宗旨和學術流變。孫奇逢的《理學宗傳》、范鄗鼎的《理學備考》、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都屬于這類學術史著作。

（一）共尊程朱陸王，重構道統(tǒng)譜系

孫奇逢是清初北學的代表人物，“北方學者，奉為泰山、北斗”，影響巨大?！独韺W宗傳》乃孫氏一生心力所萃和心得所在。該書共26卷，收錄歷代諸儒近170人。“是編有主有輔，有內有外”，即通過“主”“輔”、“內”“外”的立傳方式，把歷代諸儒與道統(tǒng)傳承的親疏遠近關系展示出來。所謂“主”，乃理學宗主，立傳11人，分別包括宋儒周敦頤、二程、張載、邵雍、朱熹、陸九淵以及明儒薛瑄、王守仁、羅洪先、顧憲成，“直接道統(tǒng)之傳”的程朱陸王兩大派四大家均在其中；所謂“輔”，乃傳承儒學、輔翼道統(tǒng)有功的歷代諸儒，分別以“漢儒考”“隋儒考”“唐儒考”“宋儒考”“元儒考”“明儒考”的形式立傳，其中在“宋儒考”中專列“程門弟子”“朱門弟子”“陸門弟子”，在“明儒考”中專列“王門弟子”，表彰程朱陸王門人。所謂“內”，就是把“主”“輔”諸儒看作道學內之人；所謂“外”，即以“補遺”的形式，收錄那些“與圣人端緒微有不同，不得不嚴毫厘千里之辨”的學者，共有張九成、楊簡、王畿、羅汝芳、楊起元、周汝登6人?？傊?，孫奇逢面對“理學真?zhèn)?，后世不得其統(tǒng)宗，而是非同異罔所折衷”的現實，有為而發(fā)，“乃取古今醇儒可歷代俎豆不祧者，得十一人，人各一傳，又裒集其著述，條縷訓斷，成十一卷。其余自漢迄元以來名儒以儒學著稱，或功存于箋注，或附見于師傳者，凡數十人，合十四傳，為十四卷。又有學行精醇，見解超別，在諸儒品評微有水乳之未合，而不得不以俟后人論定者，因補遺六人為一卷，共二十六卷，名曰《理學宗傳》”。

《理學宗傳》的體裁為類傳體，按人物分類立傳，然后節(jié)取諸儒著述言論，并加以案斷，“構成了傳記、學術資料選編、評箋三位一體的編纂新格局”。該書的使命就是要重構儒學道統(tǒng)體系，所謂“《理學宗傳》敘列從古名儒修德講學之事，明道統(tǒng)也”。孫奇逢云：“學之有宗，猶國之有統(tǒng)，家之有系也……今欲稽國之運數，當必分正統(tǒng)焉；溯家之本原，當先定大宗焉；論學之宗傳而不本諸天者，其非善學者也?！彼J為論學之宗傳（道統(tǒng)）猶稽國之運數、溯家之本原，非等閑之事。緣此，他“身任道統(tǒng)，既輯《理學宗傳》，以明道之會歸，并成《中州人物考》，以見道之散殊”?？梢詳嘌?，《理學宗傳》是一部以道統(tǒng)重構為旨趣的有為之作，集中表達了孫奇逢對儒家道統(tǒng)的新見解。

首先，孫奇逢確立了程朱陸王在道統(tǒng)傳承中的共同的正統(tǒng)地位，尊程朱而不薄陸王。他在《理學宗傳》自敘中以《周易》元、亨、利、貞相況，比喻道統(tǒng)的發(fā)展，“近古之統(tǒng)，元其周子，亨其程、張，利其朱子，孰為今日之貞乎?……蓋仲尼歿至是且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余歲矣，則姚江豈非紫陽之貞乎!余謂元公接孔子生知之統(tǒng)，而孟子自負為見知。靜言思之，接周子之統(tǒng)者，非姚江其誰與歸”，非常明確地指出了王陽明學派是直接周敦頤、朱子道統(tǒng)的儒學正宗。孫奇逢之所以把陸王心學也歸于道統(tǒng)正宗，是有自己的理論根據的。在他眼里，程朱陸王均源于“本天”之孔孟圣學，“道原諸天，體天之理而有道之名，盡天之實而有學之名?！浴趥鳌癁槊?宗諸天也”?？鬃右越?，“地各有其人，人各鳴其說，雖見有偏全，識有大小，莫不分圣人之一體焉”。程朱陸王入門不同，但都能“分圣人之一體”，殊途同歸，均以闡明儒學精義為旨歸。“孔孟是大德之敦化，諸儒皆小德之川流。流者，流其所敦者也；敦者，敦其所流者也。亙古來只此一物，亙古圣賢只此一事。端緒稍異，便是異端。周子主靜，主此也；程子識仁，識此也；朱子窮理，窮此也；陸子先立，立此也；王子致知，致此也。所謂各人走路，疾徐遠近雖不同，畢竟有到的時候，所以云：殊途而同歸”。在孫氏看來，“文成之良知，紫陽之格物，原非有異”。正是因為這樣，孫奇逢認為程朱陸王的思想并非對立，而是相輔相成，不可專尊一家而貶抑另一家，他的《理學宗傳》就是要調和兩派對立，折衷兩派異同，同尊程朱陸王為理學“大宗”。所謂“仆所輯《宗傳》，謂專尊朱而不敢遺陸王，謂專尊陸王而不敢遺紫陽。蓋陸、王乃紫陽之益友忠臣，有相成而無相?！薄?/p>

孫奇逢在《理學宗傳》中極力論證程朱與陸王之間的互補和兼容。他認為，在朱陸異同問題上，人們只知其異，未窺其同，朱熹“教人先博覽而后歸之約”，陸九淵“欲先發(fā)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覽”，朱熹“偏于道問學”，陸九淵“偏于尊德性”，確有很大不同。但是，“博后約，道問學正所以尊德性也；約后博，尊德性自不離道問學也?！吘菇院澜苤?，異而同，同而異，此中正好參悟”。程朱陸王異中有同，同中有異，不能將其截然對立。他還說：“愚謂陽明之致知，非陽明之致知，孔子之致知也。紫陽之窮理，非紫陽之窮理，孔子之窮理也?？偛恢囉诳鬃佣岩樱沃料嗟株醴炙鸷?”朱熹的“窮理”，王陽明的“致知”，都源于圣人，和圣人之意不相違拗，并非水火不容。正因如此，《理學宗傳》專門為程朱陸王的門人立學案，不分高下，同入翼統(tǒng)之列，試圖完成儒學道統(tǒng)譜系的重塑。

其次，視漢唐經學諸儒與宋明理學諸儒為一脈相承，為漢唐“傳經之儒”立傳。學術的發(fā)展總是前有所承、后有所繼，但程朱學派的道統(tǒng)論卻拒不承認漢唐諸儒在傳經翼道中的作用。孫奇逢對此深為不滿，他從道統(tǒng)傳承的歷史實際出發(fā)，在《理學宗傳》中為董仲舒（附申公、倪公、毛公）、鄭玄、王通（附門人董常、程元、薛收、仇璋、姚義）、韓愈（附門人李翱、趙德）立傳，雖然人數不多，卻“給漢唐諸儒在道統(tǒng)譜系中安置了一個合法的位置”。孫奇逢說：“顏子死而圣學不傳，孟氏歿而聞知有待。漢、隋、唐三子衍其端，濂、洛、關、閩五子大其統(tǒng)。”在他看來，儒學道統(tǒng)由孔子及其以上諸圣王創(chuàng)立后，漢唐傳經諸儒董仲舒、王通、韓愈等“衍其端”，宋代理學大家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等“大其統(tǒng)”，這是一個一脈相承的連續(xù)的發(fā)展演變過程，不能割裂。

與孫奇逢《理學宗傳》相類的學術史著作，還有范鄗鼎的《理學備考》。范鄗鼎，字漢銘，號彪西，學者稱婁山先生?！肚迦鍖W案》贊他“巍然為清代山右儒宗”。在學術史編纂方面，主要有《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等。其學術史著作對孫奇逢多所繼承，“《理學備考》一書,亦夏峰《宗傳》之亞也”。同時還吸納了辛全《理學名臣錄》、熊賜履《學統(tǒng)》、張夏《洛閩源流錄》、黃宗羲《明儒學案》等相關內容，不斷增補，加以己意，于康熙三十三年完成定本34卷。范鄗鼎還撰有《廣理學備考》，與《理學備考》成為姊妹篇。其中，“《備考》系明代理學諸儒傳記匯編，以人存學，《廣備考》則專輯諸家語錄、詩文，以言見人，先行后言，相得益彰”。

范鄗鼎究心濂、洛、關、閩之學，“知主河津（薛瑄）而輔余姚（王陽明），由河津余姚連類求之”，撰成《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独韺W備考》所收為有明一代學者，書中既有程朱學派人物，又有陸王學派人物，無門戶之見。在范鄗鼎看來，“從來理學不一人，學亦不一類?！Α⒑畬W為一類，王、陳之學為一類。細分之，薛與胡各為一類，王與陳各為一類”，但是，“薛、胡之學，參以王、陳，而薛、胡明；而王、陳之學，亦因薛、胡而益明也”。他承認明代理學內部各學派之學術存在差異，但同時又認為薛瑄、胡居仁之理學與王陽明、陳獻章之心學可以相互參證，并且只有相互參證，才能更加明了各自的主旨。在他眼里，程朱陸王進入圣門的路徑雖然不同，但闡明儒家道統(tǒng)的努力是一致的，“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源，其致一也”，因此“備列其人，以俟大君子考之也”?！独韺W備考》之名，便由此而得。

對于清初一些理學史著作任意軒輊程朱陸王的現象，范鄗鼎極為不滿。他說：“近人匯輯理學，必曰孰為甲，孰為乙；孰為宗派，孰為支流；孰為正統(tǒng)，孰為閏位。平心自揣，果能去取皆當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已。”他不否認理學內部各學者之間學術思想存在差異，但又認為這只是學術宗旨的不同，不能因此而強分高下，秉持此一宗旨，《理學備考》平等看待各派學術，以薛、胡、王、陳四家領袖群儒，不事甲乙，“大破世儒門戶之藩籬”，“輯錄諸儒，不別宗派，不分異同”，“直令有明一代理學盡無遺珠”。當然，由于《理學備考》參照前人著述較多，前后歷時數年，去取與奪，難免存在一些問題。李颙對此多有批評，認為：“《備考》一書，去取布置及中間書法，多有可商”，“虎谷（王云鳳）、虛齋（蔡清）、月湖（楊廉）、可久（段堅）諸人，雖以理學著聲，其于理學實未深入，議論似無足觀”。李颙所論，既指出《理學備考》去取不嚴，存在濫收現象，也反映了他與范鄗鼎學術觀點的不同。

總之，孫奇逢、范鄗鼎等人試圖掙脫傳統(tǒng)道統(tǒng)論的束縛，尊程朱而不薄陸王，將程朱陸王都看作是儒學正宗，通過學術史的編纂，重新構建新的道統(tǒng)傳承譜系，折射出清初學術思想的新變化。

（二）掙脫道統(tǒng)束縛，重建宋明學術史體系

清初學術史的編寫，無論是為道統(tǒng)爭門戶，還是消弭門戶，抑或打通經學和理學，都還沒有完全脫離道統(tǒng)觀念。可是，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以及由他發(fā)凡起例，由黃百家、全祖望等人編纂的《宋元學案》已經明顯具有擺脫道統(tǒng)束縛、向真正的“學術史”發(fā)展的跡象。

筆者曾對清初所纂學術史著作的序、跋、凡例等進行過分析，發(fā)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在《明儒學案》和《宋元學案》之外的學術史著述的序、跋、凡例中，頻繁出現的詞匯是“道統(tǒng)”“道學”“理學”“正宗”“正學”“正統(tǒng)”“續(xù)統(tǒng)”“衛(wèi)道”“圣學”“正傳”等，幾乎全是和學術門戶相關的詞語，這說明無論是“立門戶”還是“破門戶”，在圍繞“道統(tǒng)”這一核心觀念打轉轉。但是，反觀《明儒學案》的序、跋、凡例,情況則大不相同。在《明儒學案》的11篇序、跋和1篇“發(fā)凡”中，“道統(tǒng)”一詞只出現了2次，“道學”“正宗”“正學”“正統(tǒng)”“衛(wèi)道”等概念均未出現，出現最多的詞匯是“學術”“學人”“學問”“宗旨”“學脈”“師說”“師承”“源流”等。古人為自己的著述作自序，或者為他人的著述作序、跋，往往要點出著述的旨趣，其所使用的概念和詞匯常常反映了該著述的宗旨?！睹魅鍖W案》序、跋中所頻繁使用的“學術”“學問”“學人”“宗旨”等概念，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該書已開始超脫于當時的“道統(tǒng)”之爭，真正上升到學術史的高度看待學術的離合、演變與發(fā)展。

要之，《明儒學案》和《宋元學案》不在“立門戶”或“破門戶”等“道統(tǒng)”問題上糾纏，而是總結宋元明學術發(fā)展的歷史，明學術盛衰，察學術利弊，抓學術宗旨，明顯突破了理學宗派的局限和道統(tǒng)觀念的束縛，立足于學術史更為廣闊的背景，超拔于諸多學派之上，俯瞰學術發(fā)展的全局，“分其宗旨，別其源流”，分析學者的學術宗旨，考察學派的淵源流變，探究學術轉化的因緣際會，總結學術論爭的是非得失。兩部《學案》通過書寫宋元明理學的發(fā)展演變，構建完成了新的學術史體系，具有了近代意義上的學術史意蘊。

其一，從學術宗旨入手，考察學術淵源流變。與清初大多數學術史著述不同，《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沖破道統(tǒng)門戶的樊籬，站在學術宗旨的高度看待學術發(fā)展。換言之，黃宗羲等人言學術宗旨而不言道統(tǒng)門戶，立足于學術宗旨這一核心來反觀宋元明學術的演變。

對于學術宗旨，黃宗羲相當看重并反復提及。他批評周汝登《圣學宗傳》以“一人之宗旨”代替“各家之宗旨”，批評孫奇逢《理學宗傳》批注各家學術，“未必得其要領”。這里的“要領”即“宗旨”，學術宗旨成了他衡評各家學術史著述的標尺。對于明代“諸先生學不一途，師門宗旨，或析為數家，終身學術，每久之而一變”的現象，黃宗羲說他要做的工作就是“分其宗旨，別其源流”，“為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然”。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讀其書，亦猶張騫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焙芮宄邳S氏看來，學術宗旨是學術精神的體現，是學術思想的核心，源于學者自身的切身體悟，是學者最具特性的思想觀念?！睹魅鍖W案》《宋元學案》在考察宋元明學術淵源流變時，抓“宗旨”而不尚談“道統(tǒng)”，眼光高遠，所謂“分別宗旨，如燈取影，杜牧之曰:‘丸之走盤，橫斜圓直，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知是丸不能出于盤也?！蜃谥家嗳羰嵌岩印?。學術演化無論多么復雜，只要抓住宗旨，就能提綱挈領，綱舉目張。一句話，學脈學派由宗旨而分，學術流變因宗旨而定。正是因為這樣，黃宗羲等人超越門戶之見，直接從“理一分殊”、“萬殊總為一致”的哲學高度看待學術的異同和衍化，認為:“學術之不同，正以見道體之無盡也?！薄睂W術流變猶如百川匯海，起始于“一本萬殊”，結束于“萬殊總為一致”。黃宗羲從“一本萬殊”的觀念出發(fā)，強調各種學術和學派的存在都具有合理性，盡管各學派在學術宗旨、治學路徑、治學方法等方面存在差異，但都是對自然、社會和人類思想的體察。

《明儒學案》的每一學案基本上都由三部分組成：一是總論（序文），意在考述學派源流，理清學脈，梳理案主及所在學派的師承演變、思想變遷、學術精要、地位或影響等；二是案主傳記，記載案主言行，以知行為主，尤其注重提煉案主的學術宗旨；三是案主的學術言論選輯，所輯言論纂要鉤玄，擷英采華，意在反映案主“一生之精神”和為學宗旨?！端卧獙W案》在《明儒學案》基礎上更加完善了學案體體例：一是在每個學案前增加了“學案表”，表列該派學術授受源流；二是在案主傳記和論著選輯以外，增加“附錄”，以補充與案主相關的學術資料和學術傳授關系；三是書前有全祖望的“序錄”，簡明扼要地闡述各學案立案之依據及淵源傳授關系。由于《宋元學案》編纂時，黃宗羲已經去世，故而該書所完善的學案體體例，更重視對學術師承流變的考量，宗旨意識稍差。正如侯外廬等人所說:“如果說，《宋元學案》的編纂和論述，側重于理學源流和學統(tǒng)師承的辨析，那么《明儒學案》的編纂和論述，則側重于對理學不同流派的學術宗旨和學術思想的概括。”

其二，窮源竟委，博采兼收。《明儒學案》與《宋元學案》繼承了學術史上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并發(fā)揚光大，善于在各種學術交匯發(fā)展、相互影響的復雜關系中討論學術的源流，“窮源竟委，博采兼收”，把各個學派置于宋元明學術發(fā)展的大背景下，把握其發(fā)生、發(fā)展、衰變的過程，從而展示思潮變動的趨向。

兩部《學案》都以究明各家學術源流為基礎，從整體上呈現一代學術變遷之大勢。譬如，之前人們討論理學史開端，總是歸之于濂洛之學。《宋元學案》論理學源流，則以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為開端。該書在周、邵、張、二程等北宋五子之前設立“安定”（胡瑗等）、“泰山”（孫復、石介等）、“高平”（戚同文、范仲淹等）、“廬陵”（歐陽修等）、“古靈四先生”（陳襄等）、“士劉諸儒”（士建中等）、“涑水”（司馬光等）七個學案，以反映濂、洛之學興起前學術界的實際情況，所謂“慶歷之際,學統(tǒng)四起，齊、魯則有士建中、劉顏夾輔泰山而興；浙東則有明州楊、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經行二子，浙西則有杭之吳存仁，皆與安定湖學相應；閩中又有章望之、黃晞，亦古靈一輩人也；關中之申、侯二子，實開橫渠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實開范正獻公之先。篳路藍縷，用啟山林，皆序錄者所不當遺”。《明儒學案》的視野更為宏闊，從立案學派來看，明代眾多思想流派，幾乎無所不包。有崇程朱者，有宗陸王者，有調停程朱陸王者，有自成體系者，亦有無以名家者，盡皆納入書中。該書開篇便描述明初朱學的發(fā)展，設《崇仁學案》，表彰薛瑄、吳與弼、胡居仁等朱子學者。到陳獻章，設《白沙學案》，明代的理學開始發(fā)生變化。由陳獻章而王陽明，王學興起，并很快形成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粵中諸王學后勁。無法歸入理學或王門者，則以“諸儒學案”反映之。該書以學術宗旨為主線，不分門戶，縱向梳理明代學術流變的大勢，橫向考察各學派之間的關聯(lián)和影響，把整個明代學術發(fā)展的面貌呈現了出來。

兩部《學案》都非常注重梳理各家思想脈絡，辨析不同學派之間和同一學派內思想的差異。《宋元學案》考察二程學術，認為二程雖師承周敦頤，但“不盡由于周子”，顯然有自己的創(chuàng)造。朱熹師事諸家，胡憲、劉勉之、劉子翚、李侗皆為其師，且上溯謝良佐，但他不名一師，集理學之大成。陸九淵“兄弟自為師友，和而不同”，學無師承，但王蘋、林季仲諸人“皆其前茅”，朱陸學統(tǒng)同源。薛季宣“其學主禮樂制度,以求見之事功”，為永嘉功利學派開山。黃宗羲《明儒學案》考察明代學術，更重視于細微處辨差異。吳與弼和薛瑄同守朱學家法，但吳與弼重“涵養(yǎng)”，薛瑄重“踐履”。同為江右王門諸先生,鄒守益主“戒懼”，羅洪先“主靜”，聶豹主“歸寂”，在信守師門宗旨的同時又各有發(fā)揮，同中有異。黃宗羲論王陽明學術前后三變，前三變是“始泛濫于詞章”，“繼而遍讀考亭之書”，最后“出入于佛、老”，終于通過領悟“格物致知之旨”而轉向心學，“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其后三變是:龍場悟道以后，“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為學的”；江右以后，“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此乃“學成之后又有此三變”。相關分析，細致入微，無以復加。

總之，兩部《學案》通過對宋元明學術發(fā)展的考察，以學術宗旨為核心，察其源流，辨其異同，析其分合，掙脫道統(tǒng)論的束縛，以博大的胸懷建構了熔各家學術于一爐的新的學術史體系。從這一點上說，這兩部《學案》在清初諸多學術史著述中具有開風氣的意義。

四、結論

清初學術史編纂出現高潮，最直接的動因就是明清易代的強烈刺激。明亡清興，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易代改姓之民族危機對深明“春秋大義”的知識分子的刺激是極其強烈的。清初學者認識到，明朝滅亡，原因眾多，學術上長于空談、寡于治道的空疏學風亦不能辭其咎。程朱理學之“封己守殘”，陸王心學之“游談無根”，均流弊重重，無補于世。由此，無論是程朱派學人，還是陸王派學人，都開始對理學與心學存在的問題進行反思批判，紛紛撰述學術史，試圖通過對學術源流的清理，重新闡釋學術精神，思考學術發(fā)展，從學術層面認識社會治亂興衰。

清初的學術史編纂，不僅是客觀學術歷程的梳理和呈現，更是編纂者建構的結果。學術史作為一種敘事方式，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敘事者建構起來的，體現的是敘事者的思想觀念。就清初學術史著述而言，雖然同樣面對明清易代之社會劇變所提出的學術問題以及幾千年儒學發(fā)展的客觀實際，但人們在清理學術源流時卻拿出了不同的學術史：或強化理學門戶、尊程朱貶陸王，為理學明統(tǒng)定位；或會通經學與理學，折衷朱陸，淡化理學宗派意識；或共尊程朱陸王，突出學術宗旨，重構道統(tǒng)譜系和學術體系。可見，不同學術陣營的學人在回應現實關切時，均根據自身的需要“復原”學術史。什么在學術史上更重要，學術史想凸顯什么，都蘊含了編纂者自身的學術理念。清初不少學術史著述專尊程朱，強化理學門戶者，把一部學術史寫成程朱理學發(fā)展史，漠視程朱之外儒家各派的歷史價值，試圖以此維護程朱理學的道統(tǒng)正宗地位。這實際上是編纂者在話語建構時進行了故意的凸顯和遮蔽。有怎樣的編纂者，就有怎樣的學術史，編纂者的門戶之見，必然會阻礙他從更廣闊的視野中審視學術的發(fā)展，并進而提出有價值的學術見解。

清初所編學術史，有著價值取向不同的多元探索，但又未能掙脫整個儒學大框架。中國古代學術發(fā)展有一個從多元走向一元，然后又掙脫一元走向多元的過程。先秦時期，百家橫議，學術多元；兩漢以后，儒術獨尊，學術逐漸走向儒學一脈獨傳的道路，百家學說受到抑制；唐宋以后，道統(tǒng)說盛行，學術更是被局限在“程朱直接孔孟”的狹隘道統(tǒng)論的天地中，與之不同的一切學說都被排斥在學術正統(tǒng)之外；及至清初,這一狀況發(fā)生了變化，學術史編纂明顯出現了試圖掙脫孔孟道統(tǒng)而進行多元探索的新氣象。湯斌、魏一鰲、萬斯同、陳遇夫等人把漢唐經學家納入學術史，會通理學和經學，給“道喪千載”的道統(tǒng)論以一擊。孫奇逢等人把陸王及其門人納入道統(tǒng)之中，共尊程朱陸王，破除道統(tǒng)論強烈的宗派性和排他性，重構道統(tǒng)體系。黃宗羲等人從學術宗旨入手，博采兼收，開始公正對待思孟學派以外的儒家各派的價值，尊重學術發(fā)展的多元特質。所有這些都程度不同地反映出這一時期學術史編纂試圖掙脫學術一統(tǒng)的枷鎖，進行多元探索的努力。當然，清初的諸多學術史都自覺把釋、道排除在外，說明他們考鏡源流，區(qū)分異同，勾勒和呈現的仍是中國古代儒學發(fā)展的譜系，而包含儒學之外各種學說的整然一體的中國學術史的編纂，此時尚未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