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北齊婁叡墓葬藝術中祆教圖像解析

徐巖紅

祆教，南北朝時從波斯傳入中國，古名“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其創(chuàng)始人為波斯人阿胡拉·瑪茲達，以太陽為主要崇拜對象，以拜“圣火”為主要儀式，所以又稱為火教、祆火教或波斯教。20世紀80年代，在太原晉陽古城遺址南6公里的晉源區(qū)王郭村出土的北齊東安郡王婁叡墓葬中，發(fā)現(xiàn)了多處與祆教文化有關的壁畫、雕刻、陶俑和瓷器等文物，為我們研究北齊時期的祆教文化提供了難得的形象資料。本文試圖對婁叡墓葬藝術中與襖教有關的藝術遺存進行梳理，以期對研究祆教文化在我國歷史上的傳播、交流以及祆教文化對北齊時期山西地區(qū)社會的影響有所補益。對其具體圖像解析如下。

1.太原北齊婁叡墓隨葬瓷器上的祆教圖像

在太原北齊婁叡墓中，有許多隨葬的質地堅硬厚重、釉面細膩光滑的瓷器，其器表裝飾有肥厚的仰蓮、忍冬紋，以及連珠、獸頭、寶珠、新月、太陽等紋樣，明顯受到祆教文化的影響。

首先，在北齊婁叡墓隨葬品中有一件低溫彩釉燈，高50．2厘米，燈體高而秀美，上部為淺缽式燈碗，中部為柱形柄，是燈具的五分之三，與下部喇叭形底座相連，全器由上而下飾蓮花紋和忍冬紋，集模印貼花、刻花及浮雕三種裝飾手法于一件器物之上，造型奇特，紋飾細膩絢麗。其中忍冬紋，從文化交流視點考察，它來自希臘波斯風的莨苕紋。因其凌冬不凋，所以還被大量應用在石窟寺、墓葬等裝飾之上，比做人的靈魂不滅、輪回永生，在北朝時期廣為流行。

其次，在北齊婁叡墓隨葬品中還有一件貼花瓶，敞口圓唇，高頸中部有三道弦紋，鼓腹上對貼獸面銜環(huán)鋪首四個。此獸面銜環(huán)鋪首，與代表北齊時代特點，河北邯鄲響堂山石窟中著名的畏獸圖像的面部形象類似。據(jù)中山大學歷史系姜伯勤分析，這種傳統(tǒng)傳襲而來的圖像，被祆教美術采納為祆教天神圖像，這種采納和變異可以追溯到西亞和波斯的藝術傳統(tǒng)，類似有翼的獸身圖像，很早就見于伊朗酒杯圖像中。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傳統(tǒng)的神怪異獸圖像被波斯一系的入華祆教采用，作為天神的一種圖像。

第三，在北齊婁叡墓隨葬的大量瓷器和陶俑上，還裝飾有相當數(shù)量的連珠紋。這種紋飾是以連續(xù)、均勻的圓形為主，表示太陽。在公元5世紀至7世紀之間，沿絲綢之路從西亞、中亞傳入中國。但是，在這一時期，主要用作器物的邊飾。連珠紋發(fā)展為環(huán)形連珠紋，并成為各種器物的主題紋樣，是在隋代。環(huán)形連珠紋，表示太陽光輝的放射，是古波斯薩珊王朝時期最為流行的紋樣，并逐漸成為祆教藝術中的典型紋樣。

上述這些典型波斯祆教風格的圖案，在太原地區(qū)的北齊徐顯秀墓壁畫中也曾多次出現(xiàn)，而兩者墓葬時間相距不過十年，墓主同為皇親國戚。由此看出，流行北齊的祆教文化對當時太原地區(qū)社會的影響之深。

2.太原北齊婁叡墓石門浮雕上的祆教圖像

關于婁叡墓石門上的浮雕圖像，也表現(xiàn)出濃厚的祆教意味。門額浮雕正中有一怪獸，獸面似虎，環(huán)目，頭生雙角，似牛角，大口張開，露出牙床及牙齒，牙齒數(shù)目清晰可見。兩側是怪鳥。雖然仍是沿用漢魏以來的基本格局，但造型風格和手法明顯具有外來因素。其中，最明顯的是兩扇石門上部的浮雕怪鳥，頭部似鹿似羊，背生雙翼，口銜蓮花，足踏祥云。與古老的伊朗酒杯上的鳥獸異首圖像相似。它的基本形態(tài)是具有羽翼的神獸，比如祆教最高神—主宰光明之神“阿胡拉·瑪茲達”，它的形象是人首“羽翼獸”，擁有巨大而夸張的翅膀；薩珊地區(qū)所出的塞穆魯紋銀胡瓶，其上是犬首“羽翼獸”；粟特地區(qū)所出的塞穆魯紋銀盤，其底部有一龍首“羽翼獸”。由此推斷，婁叡墓石門浮雕中所見的似鹿似羊的“羽翼獸”圖案，取材于波斯和中亞諸國，洋溢著濃烈的波斯祆教風格。

此圖像還見于太原地區(qū)出土的同為北齊重臣的徐顯秀墓中，位于徐顯秀墓東西門扇上，據(jù)該墓發(fā)掘簡報稱：“發(fā)掘時，石門扇已不在原位置，而是倒在甬道內(nèi)?！T正面雕刻精細，背面粗糙。門扇為浮雕彩繪。西門扇高1.6米，寬0.63米，上部刻有一鳥身獸頭蹄足獸，口銜花草。下部刻有一白虎，清晰可見。但在后期彩繪時，在原雕刻的白虎形象上又用顏料改繪出一鳥的形象”?！皷|門扇高1.6米，寬0.64米，上部同樣刻有一鳥身獸頭蹄足獸，口銜花草。下部刻有一青龍，面目清晰。與西門扇相同，在彩繪時，用顏料改繪出一鳥的形象。門扇四周刻有蓮花和云氣紋”。

此外，在河北磁縣灣漳村出土的北齊文宣帝高洋的武寧陵大墓的墓道東西兩壁，也有類似圖像。但是，無論是史籍所描述的神獸形象，還是具體出現(xiàn)在壁畫、器物之上的神獸形態(tài)，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

3.太原北齊婁叡墓室壁畫中的祆教圖像

首先，在婁叡墓道西壁下層有一幅《胡角橫吹圖》，據(jù)《晉書·樂志》載：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于兩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逗菣M吹圖》前有四人，兩兩相對站立，身著赤服，昂首鼓腹，高舉長號，奮力對吹，四馬靜站其后。前右側白色黑斑五花馬三蹄站立，左前蹄抬起，作刨地狀，馬頭微屈向下，兩耳前傾，凝目垂視，似聽視號角長鳴，馬蹄刨土踏節(jié)?！锻ǖ洹肪淼诙?，邊防十六載：“東漢魏晉，樂則胡笛、箜篌……”鄭汝中在《敦煌壁畫樂舞研究》一書中指出：“角，在敦煌壁畫開始就有繪制，如最早北魏第275窟北壁有兩個吹大角的樂伎，圖像的角已非獸角……可能為竹、木等材料所制?！倍谔l(fā)現(xiàn)的北齊徐顯秀墓室北壁壁畫宴飲圖中的樂器是箜篌、琵琶、胡笛、腰鼓等胡樂。太原虞弘墓石棺基座正面的胡人伎樂圖中的樂器有箜篌、排簫、琵琶、腰鼓、橫笛、吹角等樂器。經(jīng)姜伯勤論證，琵琶、箜篌是祆教中祭祆所使用的重要樂器。由此，進一步印證北齊時期太原地區(qū)胡樂盛行，并影響到墓室藝術的具體圖像內(nèi)容。

其次，在太原北齊婁叡墓道西壁的《駝運圖》中，有四人五駝，為首者頭頂光禿，但前額、腦后及鬢須烏黑，高鼻深目，濃眉環(huán)眼，其形象與《新唐書》卷二三八中記載的大食“男子鼻高，黑而髯”相吻合。大食人，是唐朝人對阿拉伯人的專稱。唐高宗時，大食人打敗波斯帝國，占領了伊朗高原，并于永徽二年（651）向唐遣使朝貢，之后，兩國通過絲綢之路，交往日益頻繁，許多大食商人往來于陸路與海路，在做商品交易的同時也將波斯的祆教帶入中國，并開始在中國的西安、廣州、泉州等地定居。

在太原北齊婁叡墓道西壁的《駝運圖》中另有一人，健碩修長，短胡高鼻，濃眉深目，頭戴高筒氈帽，形貌皆不似中土人士，而似波斯人。太原北齊婁叡墓室壁畫中發(fā)現(xiàn)大食人和波斯人形象，其原因是由于太原是北齊的“別都”，常年駐扎著許多朝廷官員，而在這些官員中，許多人有與中西亞人往來的習慣，因此壁畫中出現(xiàn)那些深目高鼻的西域人物形象。同時，也說明在唐朝之前，大食人就已開始了與中原的往來，在往來的同時也帶來了波斯的祆教文化。

4.太原北齊婁叡墓隨葬陶俑上的祆教圖像

在婁叡墓中出土的陶俑中，有一非常奇特的呈蹲坐狀的人面獸身鎮(zhèn)墓俑。人面臉圓白，戴黑盔，盔頂豎戟形物，其嘴唇肥厚，下巴圓潤，眉形上揚，鼻頭扁平，鼻翼線條很明顯。最為奇特的是兩眉之間有一圓點，似第三只眼。獸身烏黑，四圓蹄，尾上卷，背豎九撮劍式鬃毛的形象，類似太陽的光芒。前身裝飾有象征太陽的連珠紋。

這種背豎九撮類似太陽光芒的劍式鬃毛，還出現(xiàn)在婁叡墓室上欄的十二辰圖中的羊背部，其造型風格和手法都明顯具有外來因素。如果我們把太原婁叡墓中的人面獸身鎮(zhèn)墓俑，與新疆吐魯番勝金口火祆教寺院出土的0號“三眼神”泥塑頭像比較，其造型特點與勝金口發(fā)現(xiàn)的塑像如出一轍，采用三眼神形象，面目猙獰，眼睛圓睜，眉形上揚，下巴圓潤。再聯(lián)系其背部類似太陽光芒的九撮劍式鬃毛，我們可以把他理解成波斯火祆教主神“阿胡拉·瑪茲達”的形象。目前，在我國現(xiàn)已發(fā)現(xiàn)的有關祆教的人面獸身圖案中，幾乎全部為人面鳥身形象，像太原婁叡墓中的這種人面、獸身、蹄足的形象非常罕見，將祆教文化中常見的鳥身人面形象，改變成獸身人面形象更是僅此獨例，它可能是一場文化沖突的結果。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北齊時期太原地區(qū)是西域胡人主要的聚居地之一，隨著西域胡人的紛紛東至，祆教文化也隨之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這里發(fā)生碰撞、交流與融合，并反映在太原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位于太原晉陽古城遺址的北齊婁叡墓壁畫和隨葬品也就自然包含了較為明顯的外來祆教文化因素，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外來祆教文化交流、融合的最好佐證，為了解中國的祆教藝術提供了可貴的圖像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