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注定是一個不平常的日子，即使對于看慣殺人行刑場面的洛陽百姓也是如此。公園263年的一個夏日，在京師洛陽東面的馬市刑場，洛陽百姓牽衣頓足為他送行。此前，三千太學生曾聯(lián)名上書，請求以他為師想藉此豁免他的死刑，他們渴望做最后一次努力，希望曹魏權臣大將軍司馬昭能愛惜名士、刀下留人。太學生的請愿，沒有阻止屠刀落下，這位名士隕落后，《晉書》、《世說新語》、《資治通鑒》等眾多古書一次又一次提及他的名字，后世學者、文人、畫家對他更是高山仰止，他逐漸成為那個時代的文化符號，這個人就是嵇康。以嵇康為代表的一代名士風范被魯迅譽為“魏晉風度”，成為中國思想史上一個無法繞開的話題。

每到夜半時分，洛陽城內總是回蕩著這古樸而神秘的琴聲，它怨恨凄惻如幽冥鬼神，風雨亭亭似戈矛縱橫。彈琴的人就是魏晉時期的大名士——嵇康。相傳，嵇康曾夜宿洛陽西南的華陽亭，一位神秘過客將這首神曲——《廣陵散》授予嵇康，并且叮囑嵇康絕不傳于他人，神曲似乎找到了它真正心儀的主人。古書上說，嵇康為人肅肅如松下風，酒醉時傾倒若玉山之將崩，因才華出眾，嵇康年少時便成為名聞遐邇的大名士。他雖然官拜中散大夫卻無心政治，而寄情于山水之間。在距洛陽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云臺山，嵇康常常來此悠然盤桓、撫琴長嘯。與他一道交游來往的有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和王戎等六位名士，他們無一例外名聞京師，因為七人常在云臺山下的一片竹林聚會，人稱“竹林七賢”。對于他們，竹林仿佛是一片凈土，七賢在此對酒當歌、吟詩作賦，他們身著褒衣博、寬袍大袖，酒酣耳熱之時，或坦胸露背，或脫帽棄幘，不拘禮法。

竹林七賢的共同愛好是飲酒，酒幾乎成為竹林名士最重要的生活特征。山濤飲酒至八斗方醉，阮籍喝酒可以大醉六十日不醒，不過，喝酒故事最多的還是劉伶。有記載，劉伶飲酒一旦上了興致，會在家中脫衣裸體，放達自樂，登門拜訪的人譏笑他有失體統(tǒng)，劉伶不以為然，醉眼朦朧地說道：“我以天地為房屋，以房屋為衣褲，諸位為什么鉆進我的褲子里來？”為什么飲酒之風此時如此盛行呢？這其中，既有對生命強烈的留戀，也有對死亡突如其來的恐懼。

傅剛 ：統(tǒng)治者對士人當然是拉攏，拉攏不了當然就是殺，所以當時有所謂的一日之間名士減半的這樣一種說法。 正始元年，少主曹芳即位，他的叔叔曹爽與元老司馬懿一道輔政。曹氏與司馬兩大政治集團矛盾日益激化。正始十年，司馬懿趁曹爽陪曹芳離開洛陽至高平陵掃墓，起兵政變控制了京都。在隨后的大規(guī)模政治清洗中，前后被殺者多達數(shù)千人，天下震動。從此以后，司馬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的軍政大權。殘酷政治斗爭帶來的死亡恐懼深深地籠罩著名士階層。

梁滿倉：一些知識分子呢有意的就避開這種復雜的政治斗爭去到竹林、到一方凈土，去韜光養(yǎng)晦。

南京博物院珍藏著描繪竹林七賢的稀世珍寶——南朝畫像磚。這是畫像磚的拓片。

南京博物院院長龔良就此研究了多年，竹林七賢以嵇康、阮籍、山濤為代表人物。嵇康為曹魏姻親，娶長樂亭公主為妻，山濤則與司馬懿之子——司馬昭是表兄弟，而阮籍則是曹魏名士——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兒子。七賢的出處志向雖然各不相同，但他們都選擇了在竹林飲酒來躲避政治風險。只有竹林這片凈土，稍稍可以遮蔽腥風血雨。仔細看來，除了竹林七賢以外，畫面還多了一個人，與坐姿散漫、赤腳露腿的七賢完全不同。這位與七賢同處一室的人，名叫榮啟期，是春期時代的隱士。他為什么會和相隔近千年之久的魏晉名士作竹林之游呢？

龔良：他的思想行為跟竹林七賢其實一脈相承的，是原來中原地區(qū)比較多的就是傳統(tǒng)的儒教和禮教，非常崇尚就是玄學和清談。

相傳榮啟期非常精通音律、博學多才，但在政治上并不得志。年老以后，常常在郊野鹿裘帶素、鼓琴而歌、自得其樂，他與七賢同屬“士”這個階層?！笆俊笔俏髦艿燃壣鐣刃蛳碌淖詈笠患壻F族，在春秋戰(zhàn)國之際的社會彼岸變動中，士階層瓦解，社會身份已經(jīng)非常復雜，他們雖然不再是貴族，但仍然保留著“士”的稱呼，保留著學習和掌握各種專門技藝的傳統(tǒng)，構成當時的知識群體?！笆俊痹谲娛律峡扇巫鲬?zhàn)骨干，政治上任中下級官吏，文化上又學得古今知識，他們中的不少人有毅力、有抱負、有社會責任感，正因為如此，中國古代往往把這種知識群體稱為“士”。但理想與現(xiàn)實總是有矛盾的，南朝的畫家們把榮啟期與七賢并列正式表達了他們之間的相似性，即未能得志之士的某種心境。到了漢代，隨著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成為社會思想主流，儒士們的言行建議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視，儒士逐漸構成主要的知識群體，并登上歷史舞臺。他們中的很多人秉承儒家思想，擁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憂患意識。東漢末年，朝綱大壞，儒家士大夫不滿現(xiàn)狀，通過品評人物來推薦人才，來批評時政，被稱為“清議”。漢末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就繼承了士大夫們的清議之風，孔融認為：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是破壞綱紀、倒行逆施，士的社會責任感使他挺身而出，批評曹操的倒行逆施。公元208年，大名士孔融被曹操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滿門抄斬。

樓勁：因為曹操絕對不能讓這種不合作、不支持成為一種社會潮流，否則他所設下的所有事業(yè)，無論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都無法成功。所以，殺孔融，我覺得是在這個問題上是具有象征意義。原來是同一個陣營的人，原來也是要被殺的。

政治的殘酷促使士人退而思考宇宙、人生與社會的本原。曹魏時期，以何晏、王弼為代表的一批名士，倚重老子、莊子和《易經(jīng)》為文獻骨架，會通儒、道，開創(chuàng)了玄學思想。他們追問本與末、有與無、體與用、性與情、形與神，名教與自然等天人之際的各種問題。因該說玄學家是帶著自己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真切感受全身心投入這場討論的。他們借用清談的形式圍繞著這些問題所發(fā)表的各種看法，與其說是對純粹思辨哲學的冷靜思考，不如說是對合理社會存在的熱烈追求。借助玄學與清談，士大夫既能保持高尚的氣節(jié)，又能擔負起士的責任。然而理想與現(xiàn)實難以兩全，隨著曹氏、司馬兩大集團斗爭日趨白熱化，士人已經(jīng)無法置身事外，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有兩條出路，一是繼續(xù)支持曹魏皇室，一是轉而投靠司馬氏，出身上等士族的鐘會就是依附司馬氏的受益者。

鐘會是曹魏太傅——著名書法家鐘繇（you）之子，自幼才華橫溢。他只比嵇康小兩歲，卻折服于竹林名士嵇康的風采，鐘會寫了篇《四本論》，討論人的才能、秉性的異同、離合問題，他希望得到嵇康的肯定，鐘會懷抱文章來到嵇康的家門口，又猶豫起來。于是，在戶外遠遠地將文章擲入，轉身就急急忙忙跑了。

樓勁：他又覺得很不好意思，因為兩個人在政治上是對立，所以他把自己的《四本論》往嵇康的，隔著窗戶往里一扔就跑了，所以說明他們有共同關心的問題、有惺惺相惜的一面，但是他們的政治立場確實是對立的。而鐘會本身是跟司馬氏在密室當中策劃如何奪權、如何取代曹氏政權的人物。

此時，司馬氏集團的勢力如日中天，甚至凌鑠王室。盡管如此，直性狹中的嵇康卻依然選擇了堅決不與司馬氏合作。俗話說，天下三大苦：打鐵、撐船、磨豆腐。年屆七十的洛陽老人已經(jīng)打了一輩子的鐵，在他看來，沒有力量不能打鐵、沒有膽量不敢打鐵。據(jù)《晉書》記載，嵇康也是一位打鐵高手，每至紅爐高燒、烈焰飛騰，慷慨的琴聲與嵇康的錚錚鐵骨相互碰撞，回蕩在竹林里。這一天，嵇康正掄著大錘打鐵，鐘會來了。這位曹魏謀士雖已是司馬昭的寵臣，但他仍然想結交這位竹林名士。然而嵇康根本不理睬這位朝廷紅人，獨自揚錘打鐵旁若無人，把鐘會整個晾在一邊。兩人沉默僵持良久，只聽見鏗鏗鏘鏘的打鐵聲，直到鐘會忍不住轉身要走，嵇康終于說了一句話“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不甘示弱，回敬道“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眱晌恍W家的交鋒似高手對決，一招之間兔起鵲落、勝負立判，這段對話就此成為經(jīng)典。千年以后似乎還能聞到當時盛極一時的玄學氣息。

樓勁：玄學極大地推進了當時中國人的思維水平，使得我們在理論上的徹底性、理性化的程度、規(guī)范化的程度都大大地提高。因為他是用當時他們認為最標準的解釋來做解釋，那么這種程度我們今天可以很負責任的來斷定，也即是說，當時在思考、思維路徑上，在思維結論上所達到的水平，顯然是領先于群體。

當時名士們一起研究玄理的活動，叫做“清談”。嵇康領銜的竹林七賢大多是當時數(shù)一數(shù)二的談玄高手。他們都崇尚自然而貶抑名教，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晉時期最富代表性的口號。

傅剛：嵇康認為呢，要“越”，超越這個名教而直認自然，自然是人的本性，很明確的有政治態(tài)度。這個政治態(tài)度，就是反對司馬氏集團的，因為司馬氏集團推行的是名教。什么叫名教，就是“以名立教”。要立各種各樣的、符合儒家規(guī)范的名來作為教化。

“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不意味著可以超越現(xiàn)實，隨著司馬氏集團加快篡魏步伐，開始對天下名士進行招安。迫于形勢，昔日參與林下之游的名士一個個離開了竹林，回到了朝廷。阮籍當起了有職無權的步兵校尉，依然在酣醉中度日；山濤憑借與司馬氏的特殊關系，平步青云、仕途坦蕩。公元261年，原本擔任吏部郎的山濤馬上要再次升遷，讓誰來接替自己原來的職位呢？山濤想起了昔日竹林的朋友——嵇康，這是一個兩全其美的想法，既可以顯示司馬集團對名士的包容，又可以讓嵇康體面地走出竹林。寒冬過后是桃花盛開的季節(jié)，山濤的引薦在花瓣的飄落中有了明確答案。山濤字巨源，在這封與山巨源絕交書中，嵇康用了最嚴厲的辭藻表明自己的拒絕態(tài)度和立場。嵇康所絕交的并非針對山濤個人，而是山濤所代表的司馬氏政治集團。信中所寫的“非湯武而薄周孔”，更是一種時代的吶喊和抗爭。

傅剛：因為他這一個口號，等于是明確地提出了和司馬氏集團進行決裂的一個口號。像商湯造了夏桀的反，周武王是伐紂的。那么周公呢，推行圣王這套政治理念的。那么這樣一些圣王的所謂功德被嵇康看起來，他說我是菲薄的我認為這些都不對，叫“非湯武而薄周孔”。連同孔子一道進行鄙薄。所以這就等于向司馬氏集團，你所宣揚的東西我都是反對的，我不支持你，所以這個口號對司馬氏集團想篡奪曹魏，當然就造成了一個極大的困擾，一個阻礙。

一封絕交書，讓嵇康與當權者徹底決裂了。云臺山下的竹林里，再也聽不到七賢把酒言歡、清談玄理的聲音，只剩下嵇康打鐵彈琴的蕭索淡漠。嵇康選擇了自我放逐，在自然山水之間，他走的越來越遠。這一期間，他創(chuàng)作了長清、短清、長側、短側四首琴曲，被稱為“嵇氏四弄”，是中國古代一組著名琴曲。他寫了一片音樂理論文章“聲無哀樂論”，對于魏晉清談影響頗大。嵇康認為，喜怒哀樂從本質上講不是音樂的感情，而是人的情感，音樂是客觀的存在，而感情是主觀的存在。人的哀樂之情遇和聲而發(fā)，和聲起媒介作用。

樓勁：叫做“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聲音本身它并不是，它就跟宇宙之理一樣，它本身沒有喜和怒、沒有哀和樂，那么，所有的東西都是人加給它的，他是在闡述這樣一個道理，這個道理依然是跟它的自然就是名教，合乎天理的東西就是真理，依然是跟他的這個東西連在一起。所以他在政治上的取向依然是跟他的崇尚自然，要求名教來服從自然這樣一種政治立場聯(lián)系到一起。

無論彈琴作曲、為文作詩，嵇康都堪稱大家。他優(yōu)游從容、游心太玄，引領一代清峻、淵遠的玄學風致。不肯屈身仕進的嵇康成為洛陽城內眾士人追捧的對象。這位大名士公然不與司馬昭合作的決絕自然也成為人們議論的話題。終于，司馬昭除去這個不識抬舉之人的機會到了，呂巽、呂安兄弟是嵇康的朋友，兩兄弟反目成仇，呂巽告弟弟不孝，呂安因此入獄。嵇康因曾為他們調停，竟然被牽連進去。最終，司馬昭用這個荒誕的理由將嵇康、呂安一并處以死刑。

樓勁：嵇康被殺是因為他反對司馬氏篡權，司馬氏奪取曹家政權。他要從一而終，一個士人要從一而終，我只能忠于我要忠于的那個政權，我不能做三姓家奴，嵇康的死是政治問題。

嵇康死后被葬在了自己的出身地——安徽石弓山。他的赫然離世，讓整個士族上下籠罩著深深的哀傷。不久后一個寒冷的夜晚，阮籍在醉酒酣睡中與世長辭。山濤則在朝廷里飛黃騰達。十四年后，竹林七賢之一的向秀迫于司馬氏的權威，不得不到洛陽應郡舉。途中，向秀特意繞道山陽嵇康故居憑吊。時已日薄西山，向秀回想起昔日與好友嵇康游宴竹林的美好時光，不禁悲從中來?！?/span>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含淚寫下《思舊賦》。竹林時代早已結束，世間再也找不到這樣一片凈土。

李中華：竹林時期的玄學，他們是用自己的行為方式，不向淫威低頭的一種典范，所以嵇康的人格、他的影響，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高的，和后來的那些名士，假名士，那種假的放達，那一派人完全是縱欲的，那一派人完全不一樣。那些人就沒有了這種，不是心里有痛苦，他完全麻醉了。

西晉末期，有八個曠達不羈的士人，號稱“八達”。他們把自己關在小屋里，披頭散發(fā)、赤身裸體、連日酣飲?！鞍诉_”自以為襲承了竹林風范，其實卻沒有理解嵇康、阮籍佯狂、任達的苦衷，自然也缺乏他們的批判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嵇康可能不會想到，他所留下的“嵇氏四弄”此時已傳遍了洛陽城的大街小巷。然而，當年的鏗鏘弦音早已變味，淪為上層士族附庸風雅的玩物。西晉末年，富可敵國的石崇，樂于結交豪門子弟和文人雅士，當時號稱“二十四友”，他們備有舞伎、樂隊，時常在金谷園聚會，詩酒宴飲、縱情作樂，極盡人間之歡娛，文士們沉醉于紙醉金迷，炫財斗富之風大行其道。

梁滿倉：西晉后期的一些情況就有所變化，就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另一方面，玄學和政治區(qū)分不開，有的政治家不專心治國，把談玄作為第一要務，就形成了“清談誤國”。

狂放、任達只是竹林名士的一面，他們談玄的場面，也為后人津津樂道。西晉末年，許多官場中人借“清談”全身避禍，裝點名士風度。清談家王衍，善吐玄言，以議論老子、莊子為能事，因為他一直以來身居要職，后進之士無不仿效他談玄，造成了整個朝廷矜高浮誕的風氣。時人評論王衍，說他不以事物自嬰、不問政事，是個典型的官僚玄學家。正是這個王衍，以三公的身份舉為元帥，最后被后趙石勒所殺。臨死時王衍嘆到，我們雖不如古人，以前如果不崇尚玄虛，而是合力匡扶社稷，也不至于落到今天這步田地。公元316年，統(tǒng)一中國僅僅37年的短命王朝——西晉，在不合時宜的清談中宣告滅亡。司馬家族帶領大批士人南渡長江，定都建康，建立東晉政權。名士的流風遺韻，也被士大夫帶入東晉。

在江南，竹扇的制作已有幾千年的歷史。正是因為大批士人的南遷，為竹扇賦予了更多的風雅。這個位于紹興蕺山的竹扇作坊，現(xiàn)在每天都有幾千把竹扇在這里生產(chǎn)。同樣是在這里，東晉時期的一位老婆婆，因為無法銷售她制作的竹扇而發(fā)愁，恰逢一位士人路過，士人于是提筆在老人的扇上寫起字來，并囑咐老婆婆，你就說是王右軍的字，要賣百錢。果然，在集市上所有的竹扇被一搶而空。這位一字千金的王右軍，就是東晉名士、大書法家王羲之。他的代表作《蘭亭集序》，不但堪稱天下之至文，其書法更是被后世推為“天下第一行書”。

傅剛：東晉時期的魏晉玄學名士，以王羲之為代表。他在書法上的貢獻，大家都是知道的。那么他書法之美，恰恰是東晉名士風流的一個具體的表現(xiàn)。我一直以為東晉的玄學名士，他們最大的貢獻是培養(yǎng)了藝術的心靈。

曲水流觴，是中國古代流傳的一種習俗。農歷三月，人們舉行祓禊儀式之后，大家列坐水濱，在上游放置酒杯，酒杯順流而下，停在誰的面前，誰就舉杯飲酒。正是在這樣的聚會中，王羲之乘興而書，寫下來舉世聞名的《蘭亭集序》。蘭亭聚會中，還有另外一位名揚后世的大名士——東晉宰相謝安。謝安，年少時崇尚清談，對走上仕途漠不關心。后來，因謝氏家族朝中人物盡數(shù)凋零，謝安才回到朝中主持大局，官至宰相。這位談玄高手，在東晉面對前秦侵略、生死一線的時候擔任總指揮，在淝水以八萬兵力大敗號稱百萬的前秦軍隊（淝水之戰(zhàn)），致使前秦一蹶不振。謝安的力挽狂瀾，為東晉贏得了幾十年的安寧與和平，也為自己贏得了風流宰相的美譽。

樓勁：像謝安，他們整個前秦大兵壓境，而且力量懸殊。這樣一個時候，他們能夠細加謀劃，可以說是做了整個東晉的中流砥柱，“挽危亡于既倒”。這個應該說都是一種當時士族在當時所起中堅作用、支柱作用、精神領袖作用、社會靈魂的作用。

歷史發(fā)展到東晉，玄學在儒與道之間有了更好的交融。名教與自然在名士身上詮釋的更趨和諧，無論是在朝為官，還是隱居山野?！皧A岸數(shù)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边@里是東晉名士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也是陶淵明給后世中國人規(guī)劃的一個理想國度。這里沒有不公與欺詐，人人和睦相處、安居樂業(yè)，老人、小孩都怡然自得。東晉末年，時局動蕩陶淵明辭官歸里，將精神寄托在農村田園生活的飲酒、讀書和作詩上。他的固守清貧傳承了士大夫之道，完美實踐了竹林七賢所向往的歸隱生活。

傅剛：人和自然、人和社會的這兩種沖突，到陶淵明他都解決了。比如人和自然的沖突，就是生和死的這對矛盾，從漢末以來，就讓世人感到焦灼、恐懼。怎么樣看待短暫的生命和永恒的大自然之間的關系，一直是文人在考慮、在焦灼的、不解的問題，但是到陶淵明他解決了。

從漢末開啟的這段魏晉風度，經(jīng)歷了兩個多世紀的洗禮，依舊歷久彌新。孔融、嵇康、王羲之、謝安、陶淵明，他們都在用不同的行為方式為自己的時代，為后世中國，闡釋著自己心中的魏晉風度。對魏晉風度的闡釋，同樣表現(xiàn)在眾多的繪畫和文學之中，這其中，最蕩氣回腸的片段還是嵇康用自己的生命來闡釋魏晉風度。

樓勁：偶像是由分時塑造的，他自己無非是率性而已。我反對司馬氏易代，那這樣本來還不會死，當司馬氏想讓他吃一點苦頭，把他關到監(jiān)獄里面，有三千位太學生，當時整個太學的規(guī)模也就這么大，都去為他請愿，要求釋放他，這樣就讓司馬氏真正的感覺到，我們要取代曹魏的阻力是多么的難，他已經(jīng)成為一個象征人物了，所以只好殺之。

盡管朝廷上下都在為自己呼號，但嵇康已深知在劫難逃，他做了兩個直到今日都讓人出乎意料的安排：第一件，是他為孩子寫下一篇家誡，點點滴滴皆是教孩子們要謹小慎微、遵從禮教；另一件，是嵇康沒有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給自己的哥哥嵇喜，沒有托付給他敬重的阮籍，更沒有交給日日相伴的向秀，而是托付給了山濤，曾經(jīng)立誓絕交的山濤。他希望山濤能幫助兒子嵇紹步入仕途，擔負起一個士人的責任。山濤沒有辜負嵇康的囑托，他告訴這個孩子，不要成為鄉(xiāng)愿之徒，要能與世沉浮，又能堅持氣節(jié)。十八年后，嵇紹成為晉朝的忠臣，他以身體護衛(wèi)君主，喪身于飛箭之下。

嵇康行刑的當天，洛陽城萬人空巷，有關史書記錄下了這個悲壯的時刻。臨刑時，嵇康神色坦然。他顧看日影，離行刑尚有一段時間，要來一架古琴，在眾士子的注目下開始撥弄琴弦，彈奏《廣陵散》。錚錚的琴聲、慷慨的曲調，鋪天蓋地。曲終之時，他略有遺憾地感嘆：《廣陵散》從今要斷絕了。廣陵散所代表的魏晉風度，在后世仍以各種形態(tài)發(fā)生著變奏。人的覺醒帶來了張揚的個性和對時政的批評，關注廣袤宇宙，追尋詩意人生，回歸精神家園，這就是魏晉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