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L'Occident et la vérité du sexe

作者：米歇爾·?？?Michel Foucault)

譯者：Parker Tan

譯者按：本文是?？掠?976年寫的一篇評述文章，在這篇文章里?？聫奈膶W事物(chose littéraire)這一范疇著重討論西方世界中性這一事物在歷史上經(jīng)歷的知識型轉碼。正如?？略谛耘c政治中所談到的(可以參考這個訪談PaOpossum erreur：言與文：性與政治(Dits et écrits III, N°230))，有關于性的認識在社會中被凝結為一種技藝，而這種作為技藝的知識總是在性科學(la scientia sexualis)和情欲技術(l'ars erotica)之間橫移。這使得我們必須要“反過來”仔細對待這種知識的內在生產(chǎn)方式，發(fā)現(xiàn)其中圍繞著自我技術式的知識-權力機制。在自我技術這個意義上，福柯認為一種“自我關照”和“自我認識”的倒置(inversion)在性的話語中被繼承下來——即不是從自我認識產(chǎn)出了自我關照，而是自我關照的實現(xiàn)反過來組裝了自我認識；換言之，各種被生產(chǎn)出來的性知識——構成了人們對性的認識——不是以對某種天性的自然解碼為方式、型塑這種認識的起因，而是各種透過性來完成權力政治的結果。某種意義上，這就是這篇文章想要試圖去解釋的東西。

西方世界與性的真相(L'Occident et la vérité du sexe)；本文最初在1976年11月5日以原題目刊登于《世界報(Le Monde)》的第9885期第24版(Le Monde, no 9885, 5 November 1976, p. 24. )；后被收錄為《言與文(Dits et écrits)》卷三，第181篇(Dits et Ecrits III texte n°181)。

在19世紀末，一位未曾留名的英國人寫下了一部巨著；它被印刷了十幾次，但從未被公開發(fā)行過；這部巨著只在一些收藏家和稀有圖書館中被小心珍藏；其中有一冊最不引人注目的書，名為《我的秘密生活(My Secret Life)》。作者在書中一絲不茍地記載了自己私密的情欲生活；在這些記敘中，作者把這種生活事無巨細地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形式展現(xiàn)；這些記敘沒有華麗的措辭，沒有浮夸的修飾——作者寫作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講述他在這種生活中發(fā)生了什么事、這些事是如何發(fā)生的、其中蘊含了何等的激情，以及這種生活賦予了他怎樣的感官體驗。

作者的目的僅僅局限于此嗎？或許吧。因為作者把記錄他日常生活中的快樂當做了一種任務，一種責任——就好像在他這里“我必須敘述一切(il faut tout dire)”是一種枯燥、高深莫測又不可違背的律令。不過，對于這個固執(zhí)死板的英國人來說，這里還有另一項使命：那就是把快樂、對快樂的真言以及做出這種真言本身的快樂，盡他所能緊密結合在他這個“工作游戲(jeu-travail)”中。這是一個對這本日記或大聲朗讀或邊讀邊寫來延展性體驗的過程；依據(jù)作者本人奇怪的享樂原則，這些“朗讀和寫作(lire et écrire)”將在這個過程中起到特定的作用。

史蒂芬·馬可斯[1]專門用了一些篇幅出色地介紹了這位與維多利亞女王同時代的不知名作者。對于我而言，我并不想把他看成一個隱秘的人物，讓他被置于這個保守年代的“另一側(autre c?té)”；他是否真的是在對當時社會上假正經(jīng)的保守風氣進行委婉而又譏諷的報復？在我看來，他處在我們社會中三條并不隱秘的演化軸線的交匯點。從時間上來看，距離我們最近的軸線引導當下的醫(yī)學和精神病學研究，讓它們對性行為、性行為的變體以及這些變體間的差異產(chǎn)生了近乎昆蟲譜系研究般的興趣：比如，距今并不遙遠的克拉夫特-艾賓[2]就是這么一個例子；而第二條距今稍許遙遠的軸線則自雷蒂夫(Rétif)[3]和薩德(Sade)[4]而始，在以他們?yōu)榇淼那橛麑懽髦?，色情文學不僅僅力圖以罕見且生動的方式展示其基于想象的畫面，而且還在不懈地從寫作中發(fā)掘有關情欲和享樂的真相；展現(xiàn)情欲的真相與這種真相所蘊含的強度之間的關系構成了從十八世紀末的一種“放蕩(libertinage)”面相；而其中第三條軸線則是最古老的——它以一種每個人都必須嚴守的自我義務貫穿了自中世紀以來西方的基督教世界；這一義務要求人們通過自我懺悔和自我反省去審察自己內心深處中哪怕最細微的情欲痕跡。以半隱秘形式出版的《我的秘密生活》[5]恐怕不會給人這種感覺；要知道，有關真言(discours vrai)和性快感的關系是幾個世紀以來西方社會所持久關注的問題。

在我們所身處的這個資產(chǎn)階級社會中，無論是虛偽、性保守、性愉悅匱乏以及基于性的偷歡，還有哪些言說是性這一事物所沒有遭遇過的？而有關這一話語空間繼承自基督教傳統(tǒng)的沉重遺產(chǎn)——性罪孽——難道不是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老調重彈嗎？又比如在十九世紀，遺產(chǎn)繼承這一事物又被用于經(jīng)濟目的：這是否意味著就是選擇工作而非快樂，選擇勞動的再生產(chǎn)而非疏導生活壓力？這些事情是否是這個問題中的核心？在“性政治(politique du sexe)”的中心是否存在各種不同的權力運作方式？這些運作方式是否不是一味的遮蔽和斥拒，而是一種煽動？如果我們說：權力的主要功能既不是對人說不，也不是禁令與審查，而是將強制、享樂和真理聯(lián)系在一個不穩(wěn)定的旋渦之中呢？

仔細思考下，我們就發(fā)現(xiàn)，幾個世紀以來我們的社會極為熱衷于增添各式的管理機構來榨取有關性的真相，并從中派發(fā)出一類獨特的享樂。不妨讓我們想想那些來自社會懺悔作用、既讓人不安又讓人渴求的曖昧享樂：自我供認、教育、家長與子女的關系、醫(yī)生與病人的關系、精神病醫(yī)師同癔病患者的關系以及精神分析師和被分析者的關系；人們常說西方世界從未發(fā)明過一種新的享樂，但這是否忽視了我們以探尋、圍獵、詮釋行為展開的享樂——換言之，也就是廣義上“分析之樂(plaisir d'analyse)”？

我個人認為，與其說我們的社會一直致力于對性進行壓抑，不如說它一直鼓勵對性進行“表達(expression)”；請原諒我用這么一個被貶損了的詞。我們所看到的是西方世界一直著重于揭露有關性的真相。誠然，在這個話題上，對性話語的沉默、噤聲以及回避不應被低估；但這些東西之所以能對我們的生活產(chǎn)生可怕的影響，恰恰是因為它們貫穿了我們試圖探尋究竟是什么阻撓了我們對性關系的追求的整個認知過程。

從格爾松(Gerson)到弗洛伊德(Freud)，關于性的知識邏輯已經(jīng)被建立起來，并逐漸形成了以性為主體的科學。

我們或許會樂意設想自己身處于一個“維多利亞式(victorien)”的社會，這就好像是狄德羅(Diderot)在《八卦珠寶(Les Bijoux indiscrets)》中所描繪的王國那樣：在那兒有種難以窺見的機制，讓每個人都在喋喋不休地談論性——我們正處在這么一個充滿性化話語的社會。

因此，我們或許應該從權力、真理和享樂之間關系的角度來質詢這個社會。在我看來，這里存在兩個維度：一個是情欲技術(l'art érotique)的維度。在這個維度下，性的真理提取自享樂實踐，被當做一種經(jīng)驗不斷累積，讓我們得以對其質量進行分析，追蹤其在人身體和靈魂中的回響；這種秘傳知識以某種巧妙的形式傳遞給了那些充分證明自己值得擁有這一技藝的人；他們非常清楚如何在享樂中充分利用這種知識，并不斷加深和完善這門學問。

在西方文明中——至少是在這幾個世紀以來，我們幾乎看不到太多有關情欲技術的東西；權力、真理和享樂在這里被以一種完全不同的形式組裝起來，這也就是性科學(science du sexe)。這是一種對欲望而非享樂進行分析的知識型。其學問主人的職責不是去發(fā)明創(chuàng)造，而是去質詢、傾聽和破譯。走向這一漫長過程的終點不是為了增添享樂，而是去完成對主體的轉變(在這一過程下，人獲得了寬恕與和解，得以被釋放或治愈)。

在情欲技術和性科學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以至于我們很難劃清這兩者的界線。無論是觀念引導還是精神分析診療實踐，性知識都有某種對保密性的需要；其中滲透了有關你同知識主人的關系和這一主人對賦予這種知識的一整套承諾，這使得這種學問在某種意義上和情欲技術類似。試想，如果沒有這些繁雜又麻煩的權力關系，人們會去支付那些昂貴的診療費用以獲得每周兩次問診的權利，聽那些人如何費盡心思組織出有關自己欲望的真相，并耐心地盼望能從這一真相解釋中獲得好處嗎？

我目前就計劃對這一“性科學”進行譜系學分析。我很清楚這甚至算不上什么新穎的研究——有很多人在試圖進行這項工作，他們所做的是斥拒、隱瞞、誤認有關性的知識，將性知識推向某種社會邊緣地位；但我希望能從積極的方面來組建這種譜系研究，這一積極的方式要求我從這種知識生成的動機、焦點、技術以及生產(chǎn)方式出發(fā)。比如說從基督教有關肉欲的問題去追蹤性知識是如何成為一種真理意志的進程，并嘗試圍繞這一過程描繪出一個權力與享樂并存的機制。我們當然無法追蹤到這些機制的所有完整起源，因此我將著重對性科學和性知識中最重要的一些策略面相入手，比如有關兒童、婦女、性變態(tài)以及生育控制這些方面。

人們對此最傳統(tǒng)的問題往往是：為何在西方世界中人們長期對性會產(chǎn)生罪惡感？在這種充滿了斥拒和恐懼的背景下，又是什么讓我們如此艱難執(zhí)著于追求有關性的真相？以及，如弗洛伊德以其勇氣所見證的，自十九世紀以來人們?yōu)楹巍⒂质侨绾卧诶щy重重之下去嘗試揭開這一宏大秘密的？

我倒想問一個不同的問題：為何西方世界常年累月地去考察有關性的真相，并要求人們?yōu)樽约喝ケ磉_這樣的真相？為何西方社會固執(zhí)地要求我們需要將性關系建立在這樣的真相之上？在二十世紀初我們突然被一種源自歷史的巨大罪惡感所攫獲——這讓我們相信，在最近的幾個世紀當中，我們在有關性的問題上做了錯事。

在我看來，我們似乎很喜歡沉浸在這種罪惡感之中，但有一樣東西卻恰恰被我們系統(tǒng)性地忽視了：那就是西方世界從未停止通過宗教、醫(yī)學、社會治理以及各種政治技術對性進行各種知識型的組裝和配置。

假設人們姑且接受這一觀點，我估計也會得到這樣回應：“這些治理對性的過分緊張和不必要的操心，至少在十九世紀前不過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禁止讓人們擁有性自由?！辈诲e，禁令的作用一直非常重要，但它真是性被規(guī)制的最早因素嗎？或者這么說：這類禁令有沒有可能是某種積極治理策略刻意設置的觀念陷阱？

這就涉及到了一個普遍情況：針對性史，我們需要著重注意有關權力的問題。當談到權力，人們本能地把權力聯(lián)想為法律、禁令和壓迫；但當我們試圖去理解這些權力機制如何積極主動發(fā)揮作用的時候，我們卻陷入了迷茫。法律和律令模式對權力分析本身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讓法律往往在權力分析圖景里占據(jù)了優(yōu)先地位。但我們應該這樣去書寫一部有關性的歷史——不是按照權力-壓迫(pouvoir-répression)、權力-審查(pouvoir-censure)的方式來書寫，而是從權力-煽動(pouvoir-incitation)、權力-知識(pouvoir-savoir)的角度去書寫。我們需要嘗試勾勒出這一整套有關強制、享樂以及話語的機制，它們絕非是對性單純地壓抑，而是在相互之間構成了性這一復雜的領域。

我真誠希望這一對“性科學”零碎歷史的譜系研究也能成為權力分析(analytique du pouvoir)的重要材料。

參考

1. ^見 Marcus (S.), The Other Victorians. A Study of Sexuality and pornography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Englan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6.

2. ^見 Krafft-Ebing (R. von), Psychopathia Sexualis : eine klinisch-forensische Studie, 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1886. La seconde édition développa l'étude de la ?sensibilité sexuelle contraire? : Psychopathia Sexualis,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contr?ren Sexualempfindung. Eine klinisch-forensische Studie, 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1887. L'ouvrage, disponible en fran?ais, est en fait la traduction de la nouvelle édition élaborée et augmentée par Albert Moll en 1923 à partir des seizième et dix-septième éditions allemandes : Psychopathia Sexualis. étude médico-légale à l'usage des médecins et des juristes (trad. R. Lobstein), Paris, Payot, 1969.

3. ^[譯者注]雷蒂夫(Rétif)，即布列塔尼的雷蒂夫(Rétif de la Bretonne)，法國十八世紀色情文學作家，以戀足癖著名。

4. ^[譯者注]薩德(Sade)，即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法國十八世紀色情文學作家，以性施虐寫作著名。

5. ^見 My Secret Life (anonyme), Amsterdam, 1890, Il vol. (rééd. par Grove Press en 1964). Des extraits parurent en fran?ais sous le titre My Secret Life. Récit de la vie sexuelle d'un Anglais de l'époque victorienne (trad. C, Charnaux, N. Gobbi, N. Heinich, M. Lessana), avec une préface de Michel Foucault (voir infra no 188), Paris, Les Formes du secret, 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