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敬愛的父親梅蘭芳同志離開我們已經(jīng)整整二十個年頭了。今年八月八日當念思觀我父親逝世二十周年的時候，北京和上海都分別舉行了紀念活動，并演出了我父親生前一些有代表性的劇目。這些活動對于我這個三十年來常依膝下的女兒來說，怎能不益增緬懷思親之情呢！

我父親雖然離開我們了，但是他給我們留下寶貴的藝術遺產(chǎn)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將是永遠值得懷念和學習的。他老人家的光輝形象也永遠銘刻在我們心中。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對童年和少兒時的往事雖然有些模糊，但對干我父親那種愛憎分明的高尚情操和對藝術精益求精的一些動人事跡，印象至今還是頗為深刻的，每一思及，心潮仍是那么激蕩。

我是出生在北京無量大人胡同的舊居。四歲時隨著舉家南遷來到上海，先住在滄州飯店，不久才到了馬斯南路（現(xiàn)思南路）87號定居。一九三七年我八歲時，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淞滬相繼淪陷，上海成為“孤島”。我父親不愿為敵寇演戲，就帶著劇團去香港，之后劇團北回，他就在香港住下。這時他眼看國事日非，終日憂心忡忡，平時深居簡出，甚至連吊嗓練功也都停止了。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香港也被日寇占領，我父親不得已又回到上海。在此期間，他為了表示拒絕為敵偽演戲的決心，就有意識的留起了胡須。一個旦角演員留胡須的舉動，當然意味著從此與舞臺告別。我父親的這種“蓄須明志”是令人敬佩的。由于父親長期綴演，家庭的經(jīng)濟情況日益困難，我母親就逐步變賣積蓄，最后實在無法張羅，不得不把北京舊居無量大人胡同的房子也賣了。這所舊居是我父親用歷年心血所攢積經(jīng)營起來的，他對每間房屋都有感情，但此時除了賣屋之外已經(jīng)別無他法了。賣屋之后，父親就開始了他的賣畫生涯。那時敵占區(qū)經(jīng)常要搞防空演習，電燈上都要罩上黑布，并且不準使用大支光燈炮，更不許漏光，再加時常停電，停電時只能用一盞汽燈照明。父親就是在這種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作畫、賣畫的，而且往往要畫到深夜才得休息。我父親對工筆仕女和佛像、花卉均有較深的造詣。我那時已稍懂事了，就常常陪伴他老人家一起耽到深夜。他有時為了培養(yǎng)我的繪畫技巧，要我臨摹和用鉛筆在扇面上鉤畫人物的底樣。這段時期，家中的生活已經(jīng)是夠清苦的了，而我父親卻還要不斷對付日寇和漢奸的蠻橫糾纏，和他們進行斗爭。敵偽當然知道我父親在觀眾中的巨大影響，想乘我家生活困難之際，用重金引誘我父親登臺。在遭到我父親拒絕以后，就開始威逼。日寇專程從當時的北平派人來上海嬰我父親去唱戲，揚言：如若不去就要“不容氣”了。此事多虧秦叔忍表叔想出一個辦法，讓父親打了一針防度針引起高燒。日寇還不死心，特地派了醫(yī)生前來查看。醫(yī)生一看我父親“真的病了，才悖悻而去。有一次大漢奸褚民誼來找我父親出去唱戲。我父親對他說：“你的花臉不是唱得很好嗎！干吆不自己帶個劇團去唱呢？”那時由于我還年幼，對這些事情還不甚理解，以后才認識到這是我父親高尚的民族氣節(jié)和愛國精神的表現(xiàn)。在國土淪亡、敵人鐵蹄橫行的歲月里，一個馳名中外的表演藝術家能做到這樣，確是難能可貴、令人肅然起敬的。

一九四九年六月上海剛解放不久，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文代會，父親不顧交通困難，立即和周信芳伯伯應邀聯(lián)袂北上。那時天氣炎熱，火車要坐五天才能到北京，加上每到一站，總有成千上萬的群眾圍住列車表示熱烈歡迎，我父親總是親自出來和大家見面，又是握手，又是簽名，直至大家盡歡而止。雖然沿途勞累，但我父親心情愉快、毫無倦容。抵京后，毛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很快地接見了我父親。毛主席在觀看了我父親的演出以后風趣地說：“天天想看梅蘭芳的戲，今天看到了”。不久，父親擔任了中國戲曲研究院的領導職務，接著，我們全家欣然北上。從我父親在解放前后兩種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來看，他的愛憎是多么分明??！

我父親為人謙虛，待人誠懇，平易可親，而且十分尊重別人。這些美德深為戲劇界內外所熟知。這絕不是一般的客套，而是他老人家待人接物的生活準則。有一次，我奶媽看完了我父親的戲回來說：“大爺！您今兒臺上的臉怎么那么紅？”奶媽剛一走開，父親就對在一旁的許姬傳先生說：“您看，這才是真正的觀眾意見呢，人家是冷靜看”第二天我發(fā)覺父親在臺上的妝果然化得淡了些。后來，一九五六年我隨父親到日本演出時，日本的藝術家們也講了中國京劇的妝太紅了，感到接受不了。父親風趣地對我說：“還記得嗎，你奶媽提的意見，不是很有道理嗎所以我們一定要虛心聽取群眾的意見”父親就是這樣在生活中，用他高尚的品格，一點一滴地培育和教海我們。至于我們在藝術上的成長，父親當然也是極為關心的。父親為我弟弟葆玖專程從北京請來了著名旦角演員王幼卿先生，奉如上賓。當我的啟蒙老師、著名女老生李桂芬先生一九四七年赴美以后，父親為我請來了著名余派老師陳秀華老先生給我說戲。為了關心我們的學習和表示對老師的敬意，父親還常在百忙之中抽空陪老師進餐，交談藝術和給我們上課的情況。父親對老師的尊重，還體現(xiàn)在對老師的藝術及其成果方面。對老師給我們說的東西，父親非但從未擅加改動，而總是諄諄告誡我們一定要按照老師的要求，踏踏實實地去練習，直到葆玖弟開始學演《生死恨》、《霸王別姬》這類梅派劇，父親才開始給予指導，然而，也總要把王幼卿先生請來，共同商量著排練。父親對我們的練功吊嗓非常關心。由于我父親的琴師徐蘭沅和王少卿先生都住在北京不在上海，所以小時候我和玖弟都是由倪秋平、盧文勤二位同志來給我們吊嗓。當時，我與玖弟還有外祖母住在四樓，父親和母親住在三樓。有時父親聽到四樓有胡琴聲，就上樓來聽我們吊嗓，并耐心地聽完，給我們指出缺點。父親是每天午后吊嗓的，但他經(jīng)常不顧疲勞地給我們示范。今天回想起來，自己能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文藝工作者，特別是葆玖弟能有今天這樣的成就，這里面不知凝聚著他老人家多少心血。時光如矢，幾十年彈指般地消逝了，可是在父親身邊受到他老人家熏陶哺育的幸福情景，我是永遠也無法忘懷的。他老人家不僅是我的慈父，還是嚴師，也是我們這一代從事藝術工作的青年同志們學習的榜樣。紀念我父親，就是要把他老人家創(chuàng)立的梅派表演藝術體系和不斷推動京劇發(fā)展的精神繼承下來，使梅派藝術繼續(xù)在社會主義文藝中發(fā)揮作用，從而使梅派藝術本身在發(fā)展中永葆青春、永不凋謝。

【作者：梅葆玥 1981-5《上海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