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年輕人找工作不容易。官方數據顯示，2023年6月，16-24歲人口的城鎮(zhèn)調查失業(yè)率為21%，比2018年開始有這項調查以來的任何一個月份都高。

這意味著每五個城市里的年輕人就有一個沒工作。這還不算那些在農村的年輕人，他們更慘。但是，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經濟學副教授張丹丹說，這個數字還是太低了。

她說，真正的青年失業(yè)率應該是46.5%，也就是說，每兩個年輕人就有一個沒工作。這可不是她胡說八道，她有自己的研究和證據。

她在財新網發(fā)表了一篇文章《可能被低估的青年失業(yè)率》，詳細分析了官方數據存在的兩個主要問題：一是忽略了暫時退出勞動力市場或者繼續(xù)深造和考公務員的城市大學生群體，他們選擇了“躺平”。

二是忽略了從事低質量、無社保、無法實現社會流動的新興行業(yè)工作的農村出身的青年群體，他們選擇了“茍活”。

這兩個問題導致了青年失業(yè)率被低估或者被忽視。張丹丹教授的文章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和討論，也讓我們看到了青年失業(yè)問題的嚴峻性和復雜性。

那么，青年失業(yè)問題究竟有多嚴重？它會給我們的社會和經濟帶來什么影響？我們又該如何應對這個問題呢？

我們先來看看城市大學生群體為什么選擇“躺平”。這些年輕人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本來應該是社會的精英和希望。但是他們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zhàn)。

首先是新冠疫情，這個全球性的災難讓很多行業(yè)都受到了重創(chuàng)，尤其是旅游、餐飲、娛樂等服務業(yè)，很多企業(yè)倒閉或者裁員，導致就業(yè)崗位大幅減少。

其次是行業(yè)規(guī)制，一些原本很火爆的行業(yè)，如互聯(lián)網、金融、教育等，都受到了政府的嚴格監(jiān)管和限制，很多企業(yè)被罰款、整改、停業(yè)、甚至關閉，導致就業(yè)機會大幅減少。

再次是人工智能技術，這個新興的技術正在改變著各行各業(yè)的生產方式和競爭格局，很多原本需要人工操作或者管理的工作被機器或者軟件取代，導致就業(yè)需求大幅減少。

最后是高校畢業(yè)生供需失衡，這幾年高校擴招造成了畢業(yè)生數量激增，但是就業(yè)市場卻沒有相應增長，導致供大于求，競爭壓力大增。

面對這些困難和挑戰(zhàn)，城市大學生群體卻沒有表現出足夠的適應能力和抗壓能力。他們對就業(yè)和薪酬預期過高，不愿意接受市場上的現實崗位。

他們缺乏必要的技能和經驗，不太適應企業(yè)的需求。他們也沒有足夠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不愿意去積極尋找和爭取工作機會。他們選擇了一種消極逃避的態(tài)度，“躺平”。

他們不再尋找工作，而是選擇在家里等待機會或者依靠父母。他們也不再追求事業(yè)、愛情、家庭等社會期待，而是選擇一種低消費、低欲望、低風險、低壓力的生活方式。他們認為這樣可以減少自己的痛苦和壓力，也可以抵制社會的不公和不理解。

我們再來看看農村出身的青年群體為什么選擇“茍活”。這些年輕人都是從農村來到城市打拼的，本來應該是社會的基石和支柱。

但是他們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歧視。首先是城鄉(xiāng)差距，這些年輕人在城市里沒有戶口、沒有房子、沒有車子、沒有親戚、沒有朋友、沒有尊嚴，他們只能住在城市的邊緣地帶，如城中村、棚戶區(qū)、橋洞等地方。

他們也沒有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務和福利，如醫(yī)療、教育、文化、娛樂等。他們也沒有融入到城市的社會和文化中，他們被城里人看不起、欺負、排斥、歧視。

其次是就業(yè)困難，這些年輕人在城市里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他們只能做一些低收入、低保障、低尊嚴、低質量的工作，如送外賣、開網約車、搞直播等。

這些工作不僅收入不穩(wěn)定，而且風險很高，他們經常遭遇交通事故、客戶投訴、平臺剝削等問題。這些工作也不被認為是正式就業(yè)，他們大多都不繳納社保，因此也很難納入統(tǒng)計范圍。

最后是社會流動受阻，這些年輕人在城市里沒有發(fā)展的空間和機會，他們無法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和地位。

他們也沒有辦法回到農村老家，因為那里沒有耕地可種（現在農村的地大多都承包出去了），他們也沒有老人可依靠（現在農村的老人大多都跟著子女去了城市），他們成為了城市的底層，活在“統(tǒng)計之外”，也活在“媒體之外”。

這種“茍活”現象對社會和經濟也有很大的影響。首先，它造成了社會的不公和不平，這些年輕人是社會的弱勢群體，他們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和保護，他們的權益和利益經常被侵犯和損害，他們的聲音和訴求經常被忽視和壓制。他們對社會的不滿和憤怒也在積累和爆發(fā)，導致社會的矛盾和沖突加劇。

其次，它造成了經濟的浪費和損失，這些年輕人是社會的生產力，他們本來可以為社會創(chuàng)造更多的價值和財富，但是他們卻被迫從事一些低效率、低附加值、低創(chuàng)新性的工作，導致經濟的增長和轉型受阻。

再次，它造成了人口的危機和挑戰(zhàn)，這些年輕人是社會的后備軍，他們本來可以為社會提供更多的人才和資源，但是他們卻無法結婚生子、養(yǎng)老送終、傳承文化，導致人口的老齡化、負增長、素質下降。

這種“茍活”現象也帶來了一些極端和悲劇的事件，如近幾個月來發(fā)生的三起集體自殺事件。這些事件都涉及到一些城市底層的青年人，因為債務、壓力、絕望而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暴露了城市底層青年人所面臨的困境和無助。

這些事件也引起了社會的關注和震驚，讓我們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我們的年輕人要走上這樣一條不歸路？為什么我們的社會要讓這樣一群有夢想、有能力、有潛力的年輕人失去了希望和信心？為什么我們不能給他們一個更好的未來和生活？

這些事件讓我們看到了青年失業(yè)問題的殘酷現實。這些青年人本來應該是國家和社會的希望和力量，但是卻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或者從事低質量的工作而陷入絕境。

他們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愛和幫助，也沒有看到未來的出路。他們選擇了用死亡來結束自己的痛苦，也給我們敲響了警鐘。青年失業(yè)問題不容忽視，不容輕視，不容拖延。

我們必須盡快采取有效的措施，為青年人提供更多更好的就業(yè)機會和條件，讓他們重拾信心和希望，讓他們活得有尊嚴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