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余州舉兵，十萬余騎之敵。

此般國難臨頭時，正值弘安四年夏季。

毋論情勢多恐怖，有我鐮倉男兒在此。

挾正義武斷之名，一聲吼示諸舉世。

多多良海灘邊之戎夷，就是那群蒙古軍勢，

傲慢無禮的家伙們喲，我們俱與之不共戴天。

攜忠義之精神前進，而鍛煉我們的技藝。

此番要為了國家，去測試日本刀的鋒利。

心已朝向筑紫的大海，只求乘風破浪去迎擊。

以此粗獷猛夫之身，不討取仇敵絕不歸陣。

縱身死亦為護國之鬼，遂立誓言于箱崎。

得神靈感知而召往天國，大和魂則名垂青史矣。

蒼天暴怒發(fā)令于大海，海上即卷起了巨浪。

身為國家仇敵的，那十余萬蒙古軍勢。

當波浪退去之后，幸存的只有三人而已。

待到叢云散開之際，玄海灘上月光照耀?！?/p>

——《元寇》（1892年 永井建子填詞并譜曲）

在日本帝國時代，取材于歷史上的元日戰(zhàn)爭而創(chuàng)作的《元寇》因為其特殊的定位而被奉為神曲，也尤其受軍人及皇室的歡迎——在1895年圍攻朝鮮平城的戰(zhàn)役中，前線的日軍高唱此歌以鼓舞軍心；大正天皇亦愛唱此歌曲。

《元寇》創(chuàng)作的時代背景：1886年發(fā)生了長崎事件，這激起了日本朝野反華情緒，促使日本加緊建設(shè)海軍；1892年，日本擴軍完畢，建設(shè)起一支近代化的陸海軍，此時全軍戰(zhàn)意正濃，該曲就于此時被時任陸軍軍樂隊士官永井建子譜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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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9月13日，日本欽差大藏卿伊達宗城與清王朝代表直隸總督李鴻章在天津草簽了《修好條規(guī)》及附屬《通商章程：海關(guān)稅則》，于1873年4月30日正式換約生效，標志著中日兩國按照現(xiàn)代國際法正式建交。

?在《修好條規(guī)》中，日本向中國開放橫濱、大阪、新潟、長崎、箱館、神戶、夷港、筑地8個口岸?！缎藓脳l規(guī)》第十四條規(guī)定兩國軍艦可以自由往來對方國家的通商口岸；《通商章程：海關(guān)稅則》第二十款又進一步規(guī)定“兩國兵船進出通商各口，無須報關(guān)候驗”。

1874年日本借口臺灣“牡丹社事件”悍然出兵侵略臺灣，這事給清政府敲響了警鐘，此后清政府加強海防建設(shè)，以京師門戶北洋為設(shè)防重點，主要防御對象為日本。

1879年，日本悍然用武力吞并了琉球國，設(shè)置沖繩縣；1884年又乘著中法戰(zhàn)爭的時機，鼓動朝鮮親日派奪取政權(quán)，發(fā)動甲申事變，后來被清王朝出手挫敗。英國為了防止俄國南下威脅其在華利益，于1885年4月占領(lǐng)了朝鮮南端的巨文島，結(jié)果遭到俄國和日本的反對而作罷。

1885年7月3日，“定遠”“鎮(zhèn)遠”以及在伏爾鏗定造的巡洋艦“濟遠”從德國駛往中國，11月8日在天津大沽交付。（同年10月，清政府下詔在臺灣建?。?/p>

1886年6月12日，日本1700萬日元《海軍公債證書條例》得到天皇批準，于15日正式公告。

1886年7月李鴻章接到袁世凱報告，說朝鮮有人謀劃聯(lián)俄防英，而俄國正在覬覦元山口外的永興灣。清政府深知一旦朝鮮落入它國必將危及自身安全，于是命令丁汝昌和吳安康分別率領(lǐng)北、南洋水師前往朝鮮的永興灣一帶巡防，展示清政府強大的海軍實力，制止敵國可能的侵略企圖。

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總教習瑯威理接到命令后率“定遠”、“鎮(zhèn)遠”、“濟遠”、“威遠”、“超勇”、“揚威”6艘軍艦前往朝鮮東海岸海面操演，又奉命前往海參崴接送參加中俄關(guān)于吉林東界勘定談判的清政府官員吳大澄。在吳大澄被送至海參崴后，北洋艦隊留下“超勇”、“揚威”兩艦在海參崴待命。

鑒于鐵甲艦在作長途航行后，需回港涂油維護，清政府的規(guī)劃建造的旅順軍港尚未完工，李鴻章遂決定由水師提督丁汝昌率鎮(zhèn)遠、定遠、威遠、濟遠四艦，前往位于日本長崎的三菱造船所進行檢修，并展開對日本的“親善訪問”。

1886年8月1日，北洋艦隊抵達長崎港。首次目睹來自中國的鐵甲巨艦的長崎市民擠滿了碼頭。望著威風凜凜的巨艦上的龍旗飄揚，圍觀人群的情緒十分復(fù)雜，既有驚嘆的，也有羨慕的，更有憤懣的。

8月13日，日方邀請抵達長崎的北洋水師的官兵登岸購物，但是一些水兵卻違反軍紀，跑到妓院嫖娼尋樂甚至酗酒斗毆，聞訊趕來的警察平息了事端。但多名情緒激動的水兵以待遇不公為由，前往警署繼續(xù)鬧事，將日本警察黑川小四郎刺成重傷，肇事水兵王發(fā)也受了輕傷并被逮捕。

《長崎快報》對此這樣報道：“有一群帶有醉意的水兵前往長崎一家妓館尋樂，因為發(fā)生糾紛，館主前往警察局報告。一日警至，已順利將糾紛平靜。但由于中國水兵不服，不久乃有6人前往派出所論理。非常激動，大吵大鬧，引起沖突。日警1人旋被刺傷，而肇事的水兵也被拘捕，其他水兵則皆逃逸?！?/p>

英國駐長崎領(lǐng)事也將此事寫進了一報告：“有一中國水兵與妓館的仆人在街上爭吵，警察前來干預(yù)，水兵遂將之刺傷，但那水兵也受了輕傷。”

李鴻章后也承認：“爭殺肇自妓樓，約束之疏，萬無可辭”，但又說：“弁兵登岸為狹邪游生事，亦系恒情。即為統(tǒng)將約束不嚴，尚非不可當之重咎，自不必過為急飾也。”

8月13日深夜11時，日本警察田川基明、翻譯巨鹿赫太郎將被捕的中國水兵王發(fā)送到了中國駐長崎領(lǐng)事館。領(lǐng)事館官員劉慶汾、樊淙在日方在場的情況下，公開對王發(fā)進行訊問，了解了事情的大致情況。

8月14日早晨，中國駐長崎領(lǐng)事蔡軒拜會日本長崎縣知事日下義雄，向其遞交抗議照會，按照中日兩國的建交條約，中國在長崎擁有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同時北洋水師到達長崎，官兵擁有豁免權(quán)，蔡軒認為兩國的水兵、警察發(fā)生毆斗屬于“愚昧無知”，而日本警察膽敢拘押中國水兵，且扣留達2小時之久（晚9時至11時），屬于“違反條約，無理已極”，要求日方對警察黑川小四郎進行嚴查懲辦。經(jīng)過交流，二人都表達不想將事情擴大化的態(tài)度。

水師提督丁汝昌在得知了8月13日晚發(fā)生的事件之后，為了防止旁生枝節(jié)，使禁止艦隊官兵上岸休假。但到了8月15日，當天是禮拜日，總教習瑯威理以天氣暑熱難當為由，請示給官兵休息，丁汝昌同意了，不過嚴令不得攜帶武器上岸。

根據(jù)北洋水師記載，15日那天放假登岸的人數(shù)是“二成”，4艦的艦員總數(shù)為984人，那也就是說8月15日有近200人登岸休息。

但在晚上8時30分的廣馬場外租界和華僑居住區(qū)一帶，日本梅香崎警察署的警察們在廣馬場一帶警戒，遇到一群喝醉的北洋水師水兵，日本警察對水兵的行為挑三揀四，比如嫌棄其聲音太大、衣冠不整等。水兵試圖奪過警棍，雙方便發(fā)生了毆斗，附近思福棧、寶和堂飯店里的幾十名中國水兵聞訊也沖出相助，日本警察勢力不支【事件中，日本警察福本富三郎因傷重而死亡】，隨后梅香崎警察署的大量警察佩戴刀劍趕往。

數(shù)百名日本警察將各街道兩頭堵塞，圍住手無寸鐵的中國水兵揮刀砍殺。當?shù)鼐用褚苍谌毡揪斓纳縿酉聫臉巧贤聺卜兴瑪S石塊，甚至有人手拿刀棍參與混戰(zhàn)。中國水兵猝不及防，又散布在各條街上，結(jié)果吃了大虧，被打死5人，重傷6人，輕傷38人，5人失蹤；日本長崎警察則被打死5人，30人受傷，當?shù)厥忻褙搨嗝?/p>

【以上是日本方面的記載，而據(jù)丁汝昌的調(diào)查：“于長崎地方購買食物，忽來數(shù)百日人，不但不讓買物，且將已買之物全行踢翻，該丁等以勢甚兇惡，思欲脫逃，而日人復(fù)又究尋巡捕以及無賴等，不下一千余人，各持利刃，遽爾行兇”——《丁汝昌集》】

8月16日凌晨零時40分，長崎縣知事將大概情形緊急電報內(nèi)務(wù)次官：“本日有大量中國水兵上陸，今夜九時過后對我巡查施以暴行，巡查有數(shù)人負傷……”而后又陸續(xù)掌握到更多信息，當天又向內(nèi)務(wù)大臣、內(nèi)務(wù)次官、外務(wù)次官發(fā)出了多達10余份電報。

丁汝昌也在當天向李鴻章發(fā)出電報，匯報了大致情形：“十六水手放假，二成登岸，散在各街買物。至八點余，日巡查多人近前尋釁，日捕數(shù)百將街巷堵住，逢人便斫，滿街民持刀追殺，致死五名，重傷六，輕傷三十八，無下落五”。

李鴻章聞訊后大驚，立即電報中國駐日本公使徐承祖，要求“問日政府何意”“飭崎理事與縣官查辦”。

在長崎事件發(fā)生后，日本媒體上出現(xiàn)了大量針對中國的叫囂聲音，根據(jù)中國駐日公使徐承祖在8月21日的交涉，日本外務(wù)省立即于8月22日成立新聞檢查科，對長崎、大阪等通商口岸采取為期一個月的新聞審查和管制制度，不允許在報紙上出現(xiàn)針對中國的不友好文字，旨在對長崎事件進行迅速的冷處理，防止此事政治化。

8月26日，“鎮(zhèn)遠”艦在長崎修理完畢之后，丁汝昌致電威海衛(wèi)，要求北洋水師做好戰(zhàn)爭準備：“仰乞威海道于各處照會一切，并飭北洋兵輪做速電知，以應(yīng)征調(diào)之用，會否興師開戰(zhàn)，待接奉回電后一體定奪”。

1887年2月8日，井上馨與徐承祖簽訂《了結(jié)崎案約章》，長崎事件至此解決。

1887年2月，中日雙方簽訂協(xié)議，對各自的死傷者互給撫恤，日本賠付中國52500元，中國賠付日本15500元，此外，北洋水師的受傷官兵在日本長崎醫(yī)院的醫(yī)療救護費2700元由日本政府承擔。

1887年3月30日，長崎上訴法院宣布了4名重罪判決：警察城臺友太致中國水兵王兆炎致命傷，判處1年半重禁錮，警察濱島彥助致中國軍官葉烺廢疾傷，判處9個月重禁錮，警察水上榮吉致中國水兵王兆炎廢疾傷，判處6個月重禁錮；警察莊司幸四郎致中國水兵張林龍病休傷，判處3個月重禁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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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崎事件”雖以和平了結(jié)，但在日本民眾眼里無疑是一場不亞于任何列強的外交侵略：

在日本人看來，外國水兵喝醉了酒來本國滋事，最后竟然要本國賠款，簡直就是奇恥大辱。

“中國威脅論”由此迅速成為了日本主流民意。同時，“大力發(fā)展海軍”成了日本國內(nèi)從上到下各個階層的共識。“一定要打敗定遠”更是作為了日本海軍的目標和口號，日本海軍艦船開始針對北洋水師的重型鐵甲艦“鎮(zhèn)遠”、“定遠”而重新設(shè)計；就連日本小孩最流行的游戲，也是分成兩組，一組扮成北洋艦隊，另一組扮成日本艦隊，游戲主旨就是圍攻定遠、鎮(zhèn)遠。

“長崎事件”深刻地刺激了日本人的民族心理，促使日本朝野對于殖民擴張的軍國主義思想越來越濃厚，從而間接使日本加強軍備擴軍。

1892年，日本擴軍完畢，建設(shè)起一支近代化的陸海軍。由此，本文開頭的《元寇》誕生，帶著日本全軍濃厚的戰(zhàn)意而被創(chuàng)作，令人很容易就聯(lián)想到在這不久后爆發(fā)的中日甲午戰(zhàn)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