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麥被公認為新帝國的真正的開國元勛。自黎塞留以來，還沒有一個臣子能如此迅速地提高自己君主的威望，而又能如此卓有成效地擴大自身的權勢。這確實是一項不同凡響的成就。威廉一世不斷給他的首相以新的榮譽。從凡爾塞回國數(shù)天后，首相即被擢升為侯爵，爾后又被授予霍亨索倫寶石大十字勛章。此外，他還得到一個位于勞恩堡的弗里德里希斯魯莊園，這個莊園比瓦爾青大得多。盡管軍官們妒忌他的權勢，盡管老一輩容克家族用猜忌的眼光瞧著他上升為大地主這一新的地位，但柏林人感到他的飛黃騰達是伴隨德國在世界上的新地位而出現(xiàn)的一種理所當然的現(xiàn)象。6月16日，他勝利歸來，騎馬經(jīng)過勃蘭登堡門，站在路旁的人群向他熱烈歡呼。他的威望在國內外已登峰造極；在大多數(shù)人的心目中，他已超出凡人而成為一個傳奇人物?！　?憲法賦予他的地位是絕無僅有的，而他本人正是這部憲法的制定者。他身為首相有權在聯(lián)邦議會和帝國國會發(fā)言、發(fā)起辯論和提出法案；表決一旦失敗，也不能迫使他辭職，因為他的任期長短僅僅取決于皇帝的意愿。因此，他是帝國的監(jiān)護人，帝國的一切其他機構都不過是威廉街首相府的分支機構，并不象其他多數(shù)國家那樣成為獨立的“部”。俾斯麥的權威有增無減。從1871年1月1日起，全德外交均由外交部統(tǒng)一領導。該部雖系舊普魯士外交部的改頭換面，但仍處于同一人的領導之下；直至1890年下臺，俾斯麥一直兼任普魯士外交大臣。此外，除1872―1873年有十個月時間例外，因為那時他暫時把職務交給了羅恩，他還一直兼任普魯士首相，在德意志帝國國會和普魯士邦議會都擁有廣泛的權力。只要能和君主合作，只要能制止宮廷和總參謀部的陰謀活動并最終能控制議會機器，俾斯麥就是德國全部權力的化身?！　?俾斯麥出任首相后，國外對他的主宰地位從未有過懷疑。但在國內，他的統(tǒng)治體制為時不久就發(fā)生了動搖。當俾斯麥留在法國而不在國內時，政黨的活動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1852年后，普魯士邦議會內曾經(jīng)存在過一個特殊的羅馬天主教政治派別。該派想在一個新教占優(yōu)勢的國家里維護天主教會的權利，但從未在任何方面有礙普魯士政策的實施。六十年代中期，羅馬教會宣布其教義為：人民統(tǒng)治，信仰自由和教皇無謬誤。從此該派結束了消極配合的角色。1870年11月，邦議會舉行選舉。天主教候選人提出有關政治與社會的明確的教會綱領，他們獲五十七席。12月13日，他們成立了組織嚴密的自己的政黨，即中央黨。一個月后，他們購進一家跨地區(qū)的大報《日耳曼尼亞》報。1871年3月，在帝國國會選舉中，他們以全德天主教運動的面目出現(xiàn)，在三百八十二席中獲六十三席，幾乎占全部選票的五分之一。出乎俾斯麥意料的是，這一新派系的勢力居然僅次于民族自由黨，一躍成為帝國國會的第二大黨。中央黨的領袖路德維?！氐禄羲固厥且晃宦斆鞯淖h會策略家和機智的演說家，這位漢諾威國王的前司法大臣仍然忠于其被廢黜和流放的主子。這使俾斯麥佩服。在邦議會和帝國國會里，中央黨是反對俾斯麥所創(chuàng)立的國體的最大政黨，該黨可以指望得到兩院中波蘭民族主義者和威爾夫黨人?[?譯者注：參見本書163頁注。?]?作為同盟軍，德因最近侵占了阿爾薩斯―洛林，不久這個地方的代表將進入帝國國會，從而進一步加強中央黨的實力。一個值得注意的反對派核心已經(jīng)形成。　　 憲法的形式限制了各黨派在帝國國會中的行動自由。誠然，任何議員都可以對首相提出異議，只要得到多數(shù)贊同，還可以就內政外交各項重大問題展開辯論。只要議員提出的要求能引起充分注意，那么即使他代表少數(shù)派的意見，也還是可以指望得到廣大報刊輿論的支持。1871年2月，帝國國會剛剛開幕，一位波蘭天主教議員就要求帝國政府支持那個除梵蒂岡以外其教會國家不久前已喪失殆盡的教皇庇護九世，這使俾斯麥惱火。俾斯麥根本不允許一個同外國有聯(lián)系的政黨對外交政策問題發(fā)起公開討論。只有外交部御用的報紙才享有這種特權，這些報紙大多數(shù)是得到威爾夫基金資助的。4月1日正值俾斯麥五十六壽辰，他登上帝國國會的講臺，尖銳刻薄地抨擊那些在全國處于少數(shù)派地位的政黨及其天主教盟友。他要求把黨派利益置于德國統(tǒng)一這個共同目標之下，他雖未指名攻擊中央黨，但人人心里清楚，他的警告是有所指的：他決不會容許在帝國內部有任何其他發(fā)號施令的機構存在。　　 首相對羅馬天主教會的挑戰(zhàn)受到許多普魯士人的歡迎，人們認為是早該如此做了。1870年7月18日發(fā)布的教皇無謬誤說引起德國新教徒的警覺，并使德國天主教徒分裂成兩派。梵蒂岡教廷舉行決定性會議之日，正是俾斯麥同拿破侖三世的外交搏斗達到高潮之時。他感到此時同天主教進行斗爭不合時宜。普魯士駐教皇國公使哈里·馮·阿尼姆伯爵在教廷會議開始之前及會議期間，每周都催促俾斯麥進行干預以支持那些反對教皇集權化的天主教徒。“不要搞任何挑釁活動，”他在上述教義頒布兩天后打電報給阿尼姆說，“無謬誤說目前對我們是無關緊要的。”意大利戰(zhàn)爭時期，他絲毫不反對教皇勢力。倘若意大利民族軍占領羅馬而教皇愿意離開圣城，他甚至可以向庇護九世提供避難權。不過作為回報，俾斯麥期待教會能在政治上給予幫助。波森紅衣大主教去凡爾賽尋求政府對教會當局的支持，但會談毫無成果。德國天主教徒認為教皇無謬誤說作為教義是不能接受的。1871年春，他們要求國家給予保護，因為主教團拒絕他們的宗教權利并解雇了不少學校教師和大學教授?！　?但俾斯麥仍然小心行事。1871年7月初，他關閉了普魯士文化部天主教特別科以示抗議。數(shù)日后，他要求《十字報》發(fā)起一場反對教權主義的宣傳運動。他措辭雖很激烈，但心里仍然希望避免與教皇發(fā)生沖突，因為他怕在南德和國外引起不愉快的反應。8月他去加施泰因，同奧地利首相博伊斯特就天主教問題舉行長時間的會談。他指出，天主教神父的“首相政策”在巴伐利亞和巴登也遭到抵制。威廉一世反對國家直接干預教會事務，可是他對從羅馬分裂出來的老派天主教徒的命運卻表示關切。耶穌會會士在東普魯士學校專門提倡波蘭文化的報告使他及首相深感不安。俾斯麥也以猜疑的心情注視著阿爾薩斯―洛林的神父是否在理論上支持其信徒反對國內新統(tǒng)治者的行動。鑒于這類可能性和變化，他于1871年11月采取了決定性步驟。他公布了一項法律草案，把一切學校，包括私立教會學校在內，都置于國家監(jiān)督之下。學監(jiān)對天主教學校的宗教課應給予特別注意。無謬誤說對首相已不是什么“無關緊要”的問題了。　　 俾斯麥的倡議在普魯士受到廣泛的歡迎，但間接產(chǎn)生了嚴重的后果。一些本來就不喜歡用帝國代替舊的邦聯(lián)制德國的保守派對俾斯麥政策的基調表示震驚，他們在普魯士下院拖延對該項法律的批準。他們擔心，隨著通過有關天主教“布道規(guī)章”，下一步就會堵住路德教或加爾文教每個具有獨立見解的牧師的嘴。路德維希·馮·格拉赫是《十字報》派中的老保守派，又是虔誠的路德教信徒，他甚至參加了威爾夫黨，在他生前最后的六年中同溫德霍斯特和天主教會合作。1872年初，負責普魯士文化問題的大臣、溫和的保守派人士海因里希·馮·米勒出于反對俾斯麥的教會政策而辭職。接替他的是阿達爾貝特·法爾克，這位高級官員對神甫和任何宗教機構都抱著自由理性主義者的仇恨。任何一項限制教會政治權力的政策，必然會獲得法爾克的充分支持；而那個在特里格拉夫虔誠教徒圈子中尋得個人對上帝的信仰的人?[?譯者注：指俾斯麥。?]?，居然會選上一個象法爾克這樣的人作為同事，令人感到十分奇怪。　　 法爾克的任命加強了俾斯麥與民族自由黨的關系。早在北德意志聯(lián)邦成立時，首相曾與民族自由黨領袖貝尼格森討論過他的立法綱領。因此，自由黨人對整個德國新經(jīng)濟體制的基本內容所產(chǎn)生的巨大影響——統(tǒng)一法制以及把經(jīng)濟政策建立在自由貿易和自由創(chuàng)辦企業(yè)的基礎上——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墒?，長期以來也有一些進步自由黨人不信任俾斯麥，責怪他恫嚇報刊，對他希望陸軍預算和軍事政策全面擺脫議會影響的想法表示警惕與懷疑。1871―1872年冬，俾斯麥突然一反常態(tài)，轉而反對教權主義，消除了進步自由黨人的許多疑慮，從此也獲得了他們的同情。進步自由黨人魯?shù)婪颉し菩し蜥t(yī)生從前曾無情地批判過俾斯麥，實際上是他創(chuàng)造了后來廣泛地使用于俾斯麥同天主教教權主義斗爭的一個新名稱。菲肖夫在1873年競選演說中聲稱，普魯士正經(jīng)歷著一場“文化斗爭”，即兩種不同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的搏斗。這個名稱并不能確切表達事物的本質，但俾斯麥歡迎別人對他的斗爭起了一個這樣偉大的名稱，于是這場爭論就以“文化斗爭”載入史冊?！　?“您對我有何具體指示？”法爾克在獲得文化大臣職位時向首相請示?！盎謴蛧覍虝臋嗔?，而且盡量做得不聲張，”俾斯麥回答說。不聲張當然是不可能的。法爾克的首要任務是在法律上確立國家對學校的監(jiān)督權。使俾斯麥感到意外的是，普魯士上院中的容克反對這項法律。甚至連羅恩也只是勉強贊成。1872年2月，當法爾克把他的法律草案提交普魯士上院時，從各種跡象看來，事情仿佛要壞在容克手里?？墒牵@個法案終于還是通過了。但這件事使俾斯麥接受了民族自由黨人的看法，認為必須削減大地產(chǎn)主專斷獨行的權力。同年秋天，俾斯麥想通過法令在普魯士實行行政改革。上院也竭力加以反對，他們正確估計到這些改革矛頭所向是針對容克特權的。直到俾斯麥威脅說，他將請求威廉一世皇帝在上院任命足夠數(shù)量的非保守派議員來通過他的法律草案時，他才如愿以償。他對英國立憲的實踐方法還從來沒有這樣運用自如，因此他在本階級中之不得人心也是空前的?！　?后來人們把國家監(jiān)督學校法令稱作是文化斗爭中的首次打擊，很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打擊。法令首先對教皇提出警告，并且威脅要進一步采取措施。多數(shù)是由俾斯麥用秘密基金資助的報刊開始暗示有可能在反對教會方面進一步實行其他法令，諸如不到教堂而到民政局去辦理結婚手續(xù)，向教會經(jīng)辦的事業(yè)征收重稅，限制教會機構例如耶穌會等。正當報刊樂于發(fā)表矛頭針對天主教僧侶的新聞時，俾斯麥卻希望妥協(xié)了，似乎已和教皇取得了非正式的接觸。只要教皇促使中央黨不再積極同情波蘭人以及其他敵視帝國的集團，那么同歐洲最強大的國家合作對教皇肯定不會帶來任何損害。但自從教皇庇護九世喪失其世俗權力以來，他不愿背棄贊成他的宗教要求的信徒們。4月底他明確表示不接受柏林伸出的橄欖枝?！　?在普魯士的許多城市里，人民歡迎“向神父開戰(zhàn)”，而俾斯麥就利用這一有利時機煽動民族情緒?；貞浿惺兰o的歷史，沒有比亨利四世皇帝的卡諾莎之行更使德國愛國者感到痛心疾首了。因為亨利四世曾想同教皇爭奪主教敘任權，但失敗了。因此，在1077年隆冬他去卡諾莎同教皇格雷哥里七世悔罪。俾斯麥暗示，1872年第二帝國也要反抗教皇，以雪八百年前皇帝所蒙受的恥辱。5月14日，他向帝國國會議員保證說：“放心吧！我們是不會去卡諾莎的，肉體不去，靈魂也不去！”一則官方消息報道這天辯論時說，人們聽到的是“壓抑的歡呼聲”。相反，外國聽眾則認為，俾斯麥攻擊教會犯了錯誤，制造了分裂，而不是促進了統(tǒng)一。“我猜想俾斯麥完全誤解和低估了教會勢力，”英國大使奧多·羅素在那年秋天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寫道，“由于他認為自己比教皇更無謬誤，所以他不能容忍歐洲有兩個無謬誤的人存在，……至今反教會措施的效果正是梵蒂岡通過宗教會議想達到的目的：教徒對其無謬誤的領袖表示團結一致和服從，或是把普魯士的軍事運用到教會中去?！边@是高明的見解：因為普魯士派人監(jiān)視教師以及迫害神父，實際上促使德國天主教教區(qū)團結在教皇的周圍，促使并不了解老派天主教知識分子問題的多數(shù)羅馬天主教公民在大選中一致投溫德霍斯特和中央黨的票?？墒牵滤果湶粶蕚涓淖兯恼?。他無視任何失敗跡象，命令法爾克采取更強硬的措施，甚至逮捕科隆和波森大主教以及兩個主教轄區(qū)的主教，撤消了一千三百個教區(qū)的教士。但這并沒有削弱教會的政治實力。1874年1月帝國國會舉行選舉，中央黨的席位由六十三席增至九十一席。　　 俾斯麥為何死死抱住這種毫無成效的政策不放呢？他的辯護者說：俾斯麥本人對文化斗爭的細微末節(jié)根本不感興趣，懲罰迫害都是法爾克一人干的，俾斯麥忙于外交事務，因而不可能注視他手下一個大臣的活動。俾斯麥本人也散布過這種奇怪論調，甚至聲稱1873年5月反教權法案自己未曾過目，因為他完全忙于其他事務。俾斯麥的工作過于繁忙確系實情，但決不能以此來解釋他的政策。他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講話清楚地表明他對教會的敵對態(tài)度，而受他影響的報刊則更加明確地代表這一態(tài)度。后來他承認：自己“卷入這場斗爭是因為波蘭問題在整個事態(tài)中占著一定的地位”。這一說法近乎事實。文化斗爭也許主要是普魯士內政的一段插曲；但對俾斯麥來說，斗爭一開始就具有外交意義。在普魯士，這場斗爭越劇烈，對俾斯麥處理同外國的關系就變得越重要?！　?俾斯麥的基本出發(fā)點是，法國人自1870―1871年戰(zhàn)敗以來對德國一直持毫不和解的態(tài)度。但法蘭西共和國的軍隊并不形成直接威脅。從戰(zhàn)略上看，德國遭受的最大威脅始終來自東方，因為地理上沒有天然屏障可以護柏林免遭來自波蘭邊境的入侵。因此，六十年代同俄國保持良好關系是重要的，七十年代也同樣重要，幸而沙皇同他的普魯士舅舅威廉一世相處得非常和睦。但俾斯麥認為沙皇大臣哥爾查科夫是個最虛榮、心胸最狹隘、最愛妒忌的政治家，因而對他不信任。只要哥爾查科夫決定著彼得堡的方針政策，俾斯麥就不可能完全擺脫過去經(jīng)常產(chǎn)生的幻覺：擔心俄法接近。因此，俾斯麥所關心的是強調過去整個世紀把俄普兩國聯(lián)系在一起的兩個共同點：專制統(tǒng)治原則和鎮(zhèn)壓波蘭的民族要求。當時，沙皇駐華沙當局大力推行教會和教育制度的俄羅斯化，因而俾斯麥在帝國國會發(fā)表矛頭針對波蘭人及其天主教盟友的講話是有其特殊目的的。俄國人若能想起過去法國對波蘭的同情，那就更好了?！　?此外，波蘭問題對維也納來說也并非無關緊要。過去，加里西亞的奧地利當局對待波蘭人是寬宏大量的，例如允許克拉科夫和利沃夫的大學專門講授波蘭文化課。這點俄國人在華沙和普魯士人在波森都是不允許的。俾斯麥強調指出教會在波蘭反普魯士宣傳中的作用，并理直氣壯地按自己的想法去影響在加里西亞的奧地利政府的政策。類似1833年梅特涅的做法，他也利用波蘭促使這三個大國彼此接近。奧地利首相博伊斯特出生于薩克森，不管他現(xiàn)在是否是俾斯麥的老對頭，教皇新教義的政治后果同樣使他忐忑不安。面對歐洲政局的變化，他準備強調維也納和柏林的共同利益。出于這種原因，博伊斯特對弗朗茨·約瑟夫和威廉一世于1871年8月在伊施爾的會晤表示歡迎。這是他們自柯尼希格萊茨以來的第一次會晤。在同一個休養(yǎng)季節(jié)里，博伊斯特與俾斯麥在加施泰因和薩爾茨堡舉行了愉快的會談?！　?奧地利同普魯士和解的這種跡象使哥爾查科夫很不愉快。俄國曾希望德國與其鄰國結下更多的仇恨，但是這兩個講德語的帝國的關系卻日趨親密。1871年11月，弗朗茨·約瑟夫以尤里烏斯·安德拉塞代替博伊斯特出任外交大臣。安德拉塞是匈牙利貴族，和俾斯麥很合得來。弗朗茨·約瑟夫在猶豫之后終于在翌年夏天應邀訪問柏林。他觀看了六年前幾乎要占領他的首都的陸軍的秋季軍事演習。在弗朗茨·約瑟夫和安德拉塞去柏林前的兩周半，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通知德國大使，他打算在同一時間內在哥爾查科夫陪同下拜訪他的舅父。三位皇帝及其大臣從1872年9月5日至12日會聚德國首都。原想顯示奧德友好的會晤，在俄國的推動下變成標志歐洲三帝國團結的聚會。當時，英國海峽艦隊正在法國港口勒阿弗爾作禮節(jié)性訪問，這使人回想起三十年代的國際形勢。外國報紙已在以某種夸張的筆調寫到，新的神圣同盟正在意識形態(tài)上把歐洲大陸劃分為東方和西方。　　 俾斯麥對于俄國所采取的突然襲擊策略感到意外，但不久就考慮如何去充分利用這種局勢。三帝會晤并未引起轟動。他們達成協(xié)議，聯(lián)合起來對付赤色顛覆——這是對馬克思的宣傳和追憶巴黎公社的力量的富有啟示的恭維。哥爾查科夫對三個君主能相聚一堂表示滿意。“不忙著做筆記，不作正式記錄，一言以蔽之：沒有給外交檔案留下任何材料，”他寫道，“但道義成果是巨大的?！辟滤果湼械綕M意的是，俄國和奧匈帝國在德國首都而不是在其他地方討論了維護波蘭和巴爾干秩序問題。他對英國大使說，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xiàn)這種情況：三個皇帝同桌進餐，締造和平。由于他不準備通過讓步來換取德國鄰國的善意，所以當俄國人出面謀求三個帝國締結一項正式合作條約時，這正中俾斯麥的下懷?！　?1873年5月，威廉一世到圣彼得堡外甥那里作了一次國事訪問。如同1867年訪問巴黎一樣，這次出訪由俾斯麥和毛奇陪同。與此同時，太子引人注目地去維也納作正式訪問，以免除三帝中的第三者產(chǎn)生被撂在一邊的感覺。5月2日，風和日暖，俾斯麥參加了四小時閱兵式，晚上又去莫斯科大劇院觀看了由卡特琳娜·瓦齊姆主演的佩蒂娜的芭蕾舞劇《法老之女》?！耙怀龈畸愄没实陌爬傥鑴　季肮獠蕣Z目，有許多美麗的女演員，”他在給約翰娜的信中寫道。他把具體工作托付給毛奇去做。毛奇同俄國陸軍元帥貝格簽訂了一項軍事協(xié)定。協(xié)定規(guī)定一方遭到第三者攻擊時，只一方要提供一支二十萬人的軍隊作為援助。俾斯麥幾乎未注意到有這樣一個協(xié)定存在。他認為奧地利進攻俄國或德國是不可能的；一旦法國進攻，他并不希望俄國提供援助。他認為這一協(xié)定的唯一意義在于它的前言表達了兩位皇帝的愿望，即在實踐中顯示他們的親密關系。　　 一個月后，沙皇在訪問維也納時同弗朗茨·約瑟夫皇帝達成協(xié)議，通過事先協(xié)商消除有可能危及兩國良好關系的任何問題。俾斯麥對這類無關緊要的意圖聲明絲毫沒有異議。1873年10月，威廉皇帝去維也納簽署一項議定書，參加俄奧協(xié)議。這兩個文件奠定了歷時整整十年的名稱威嚴的三帝同盟的唯一基礎。該同盟是君主間的一種松散的聯(lián)系，與具有約束力的德意志治國藝術的協(xié)定相反。這種松散的聯(lián)系標志著沙皇外交的特點。盡管如此，在俾斯麥看來，三帝同盟是有貢獻的：它顯示出皇帝的專制統(tǒng)治不同于西方的議會政體，因而具有特殊地位。只要維也納和圣彼得堡重視三帝同盟，那么就不存在奧地利或俄國向共和制的法國提供援助的危險，而提供這類援助正是俾斯麥的主要憂慮?！　?法國的形勢依然令人難以捉摸。俾斯麥深信，法國人力爭在歐洲造成一種使他們有可能發(fā)動一場復仇戰(zhàn)爭的形勢。因此，當1871年5月在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簽訂正式和約時，他堅持要求法國三年內付清戰(zhàn)爭賠款，未付清前德國軍隊一直占領法國六個省。俾斯麥希望在國內和歐洲充分擴展自己的地盤之前，用這種方式阻止法國發(fā)動一場對德戰(zhàn)爭。俾斯麥尊重和信任法國國家首腦梯也爾，相信他那溫和的保守的共和主義將確保在巴黎建立一種有利于德國的政體；他認為，共和制的法國也許是永遠找不到盟友的。俾斯麥暗示，梯也爾若能在1874年春以前付清戰(zhàn)爭賠款(這看來是可能的)，德國占領軍就立即撤退。他不信任法國右翼政治家，認為他們同德國中央黨這一反對派有勾結。他同樣不信任甘必大支持者的激進愛國主義。1872年秋，對他來說，確保梯也爾的總統(tǒng)職位，同發(fā)展與維也納以及與圣彼得堡的良好關系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德國駐法大使哈里·馮·阿尼姆伯爵則不同意這種觀點?！　?阿尼姆出身于一個對宮廷具有重大影響的大容克家庭，是首相的老同事?；楹螅踔粮滤果湹拿妹矛敔?*有著遠親關系，此外他又是俾斯麥從前在亞琛的那個上級阿尼姆―博伊岑堡的女婿。1862年，俾斯麥由哈里·馮·阿尼姆陪同去倫敦作短暫訪問。兩年后，他派阿尼姆到羅馬教皇庇護九世那里當普魯士公使。與法國恢復外交關系后，阿尼姆被任命為駐巴黎大使，在這之前他就已在那里領導一個特別使團。事隔不久，俾斯麥認識到派阿尼姆去領導這樣至關重要的使館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因為這位外交官突然表現(xiàn)得自行其是、執(zhí)拗頑固，而這種下級正是俾斯麥所不能容忍的。1872年10月初，阿尼姆把一份考慮縝密的關于法國政治形勢的分析報告送往柏林。報告尖銳地抨擊了梯也爾，把他說成是個利己的機會主義者，他一心只想利用德國人的善意，顯示出只有“他和教皇才是無謬誤的”。阿尼姆聲稱，由于梯也爾的觀點具有強烈的個人色彩，因而是相當孤立的，他提倡的共和政體也不會比其創(chuàng)始人壽命吏長；法國經(jīng)濟已恢復，德國若不加干涉，強制法國接受一個政府，梯也爾不久將會被甘必大及激進愛國者所取代?！　?俾斯麥的看法則完全相反。他在回信中警告說，他所期待的大使是能夠象士兵在戰(zhàn)場上對待最高統(tǒng)帥那樣，忠誠、遵守紀律和服從命令。阿尼姆對此置之不理。10月底，他突然回到柏林，私自覲見皇帝(這點類似俾斯麥過去自己的做法)，這使俾斯麥怒不可遏。大使還未返回巴黎，就打電報公開主張通過普魯士的干預來恢復法國君主制。這時俾斯麥深信阿尼姆不僅向威廉皇帝提出了新的外交政策，而且決心破壞首相的整個地位。梯也爾正在經(jīng)歷一場政治危機，這一事實證實了阿尼姆的觀點，因此這時首相也無法把阿尼姆調至其他使館工作?！　?1872―1873年的整個冬天，俾斯麥對阿尼姆的活動感到嚴重不安。其間，他同普魯士上院容克的沖突——是隨國家對學校實行監(jiān)督的法律開始的——達到了高潮，其原因是在普魯士不得人心的行政改革。阿尼姆自己想當上院議員，也許保守派的容克會把他當作自己的領袖而接納入上院。奇怪的是，他力圖取寵于俾斯麥最早的政敵埃德溫·馮·曼陀菲爾。此時曼陀菲爾已經(jīng)是陸軍元帥和德國駐法占領軍最高統(tǒng)帥。一如既往，曼陀菲爾在宮廷里有巨大影響，這是因為他的后任馮·阿爾貝迪爾將軍是皇家軍事內閣長官，經(jīng)常和他討論政府和軍事當局之間的關系問題。但曼陀菲爾并不信任阿尼姆：若要用普魯士軍官團代替俾斯麥，那就要在總參謀部毛奇手下的那些“半神半人”中間，而不是在外交官中間物色一名接班人?！　?曼陀菲爾不但沒有卷入陰謀活動，而且在阿尼姆拜訪他之后立即寫信問俾斯麥，在法國恢復帝制是否符合德國的政策。俾斯麥立即向曼陀菲爾保證，他對共和同的立場沒有絲毫改變。但他還是放心不下。他知道，威廉一世皇帝對阿尼姆提出的外交政策方面的意見很感興趣。威廉在1872年圣誕節(jié)前夕給俾斯麥寫道：“象普魯士這樣一個目前在德國居首位的君主國是決不會贊成共和政體的，萬不得巳時，才容忍它的存在?！笔紫鄵乃麜u漸失去老皇對自己的信任。他越想越感到阿尼姆問題的嚴重性，最后甚至達到坐臥不寧的程度?！　?1873年5月，法國國民議會內部危機導致梯也爾辭職，麥克馬洪元帥當選為法蘭西共和國總統(tǒng)。阿尼姆是否以某種方式促使梯也爾倒臺，由一名傾向君主政體的軍人代替他，這點是無法證明的。但俾斯麥卻始終認為，大使運用了他的全部影響鼓勵保守的保王黨分子這樣做。俾斯麥很惱火，于7月19日星期四寫信給皇帝，控告阿尼姆陰謀背叛自己的政策并挑撥皇帝反對自己的首相。同一天，他在給皇帝的一個奏章中寫道：阿尼姆的陰謀活動完全改變了歐洲力量的對比，促使一個軍人政府在巴黎上了臺，這個政府與耶穌會會士以及梵蒂岡的德國的敵人合作。在這種新形勢下，他認為皇上把外交領導權托付給另一個人則更為合適?！　?俾斯麥并沒有把這個奏章交給他的君主，這是肯定無疑的?？赡芩紤]在這種時刻提出辭呈是否明智，也許他也明白，如果臆斷地說除了自己的首相府以外其他國家的首相府內都存在耶穌會陰謀分子，這樣就把歐洲的局勢描繪得太漆黑一團了。下一個星期三，他到巴貝爾斯貝格去覲見威廉一世?；氐酵謺r，他的精力和意志力都顯得疲憊不堪，神經(jīng)處于崩潰的狀態(tài)，以致他的夫人和女兒不得不把他送往瓦爾青，并決定至少在兩周內不準他接見任何人和與任何人淡活。9月初，他去柏林同阿尼姆作了一次激烈的談話，還同法爾克討論了文化斗爭。并于10月陪同皇帝去維也納作國事訪問。除此之外，直到年底他大部分的時間確實是在瓦爾青度過的?！　?當俾斯麥在瓦爾青休養(yǎng)時，法德關系遭到了明顯的挫折。8月初，南錫主教發(fā)表了一封給教區(qū)教友的公開信，要求他們?yōu)闅w還法國的施特拉斯堡和梅斯作祈禱。一個月以后，巴黎大主教也發(fā)出類似的號召。后來，又有五個法國主教發(fā)表講話，支持阿爾薩斯―洛林的天主教徒和德國主教團反對法爾克的鎮(zhèn)壓措施。法國天主教的主教們的政治干預不自覺地給俾斯麥提供了一張王腳，因為他們的行動使一件純屬猜疑的事有據(jù)可尋了。俾斯麥3月10日在上院講話中所暗示的國際陰謀，看來是有道理的。這使威廉一世皇帝深為震動。由于阿尼姆與首相唱反調，始終貶低法國教士的作用，因此皇帝就很少聽從阿尼姆的意見了。年底，俾斯麥認為自己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在威廉一世面前指責阿尼姆在同法國政府的談判中沒有恰當?shù)卮淼聡睦鎭矸磳χ鹘虃儭?874年1月底，他要求把這位大使調到對德國政策的總發(fā)展影響不大的新崗位上去?！　?俾斯麥的指責是毫無根據(jù)的，至少有一點是沒有道理的，阿尼姆可能同情法國保王黨人；但關于南錫主教給教區(qū)教友的公開信，他在法國總理布羅格利面前曾莊嚴而堅定地代表了德國立場。此事如發(fā)生在數(shù)月以前，威廉會毫不猶豫地拒絕首相的要求，而目前他面臨一次議會危機，不得不依賴首相的經(jīng)驗和機智。首相在瓦爾青逗留期間，皇帝的軍事顧問起草了一項法律。這項法律將使陸軍兵力不受限制，使軍事預算的批準成為形式。帝國國會拒絕通過這項法律草案，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2月初，皇帝認為只有俾斯麥才能使他避免一場類似六十年代初影響普魯士政策的憲法爭論。于是，皇帝同意從巴黎調回阿尼姆，并委派他擔任駐君士坦于堡的大使作為安撫。從此，俾斯麥便可以毫無后顧之憂地去完成只有他才適合去做的事了。軍官們由于缺少政治上辨別方向的能力，在議會的淺灘上擱淺了，現(xiàn)在只有俾斯麥來拯救他們了。在民族自由黨的支持下，他讓帝國國會通過一項法案，允許議員們每隔七年對軍事預算和陸軍兵力進行一次新的辯論。進步自由黨人認為這是一個根本無法談判的讓步，威廉一世皇帝也只好勉強表示同意?！　?這時，俾斯麥本可以把與阿尼姆的爭執(zhí)束之高閣。大使回到德國度假，公眾的注意力集中在文化斗爭的最新階段(即法爾克《五月法令》的第二部分。4月間，維也納和南德的一些報紙發(fā)表了“外交人士披露”的一系列材料。這些材料是由阿尼姆提供的，主要議論普魯士國家和羅馬天主教會之間沖突的根源。最初，俾斯麥不相信公布的材料是真的：由于他不想引起公開爭論，所以他對公開出來反對阿尼姆是猶豫不決的。在文化斗爭中把這些材料當作武器使用的這種做法迫使他采取了行動。5月15日，皇帝在俾斯麥的要求下，在審查期間停止阿尼姆的外交職務。一個月后，審查工作發(fā)生急劇變化，繼阿尼姆出任駐法大使的霍恩洛厄報告說，二秘馮·霍爾施泰因男爵在查點檔案材料時發(fā)現(xiàn)阿尼姆從檔案中取走了一大批文件。進一步調查證明，其中缺少1872年1月至1874年4月這一時期的八十六件報告和指示。丟失的文件中第一件就是俾斯麥關于他老朋友尼古拉·奧洛夫的一份機密通報；奧洛夫已被任命為俄國駐巴黎大使。盡管如此，俾斯麥也還不能說服皇帝控告阿尼姆非法竊取官方文件。阿尼姆發(fā)表書面聲明說，他拿走這些文件只是為了對付俾斯麥和官方報紙以后的攻擊，這并沒有使俾斯麥諒解。當時謠傳阿尼姆在普魯士上議院要重新爭取一個席位，甚至正在為購買一家報紙進行談判，這些只能增加俾斯麥的不安。1874年盛夏，看來阿尼姆并未放棄推翻首相的希望?！　?7月7日星期二，俾斯麥去巴伐利亞的基辛根療養(yǎng)。他住在薩勒河上游，離城約兩公里，每天坐著馬車去療養(yǎng)院和盧伊特波爾德攝政王溫泉。時值第二個星期一，當他的馬車照常沿著薩勒河右岸的道路行駛，俾斯麥正脫下帽子，回答一些行人對他的致意時，一個名叫庫爾曼的年輕的箍桶匠學徒用一支老式手槍向他射擊，子彈擦傷了他的右手，使他的手有十天之久不能執(zhí)筆。這次襲擊并不象1866年5月科恩―布林德的行刺那么嚴重。庫爾曼是教會青年運動的成員，這天早晨發(fā)生的事件再次證明俾斯麥關于天主教搞陰謀活動的說法并不是毫無根據(jù)的。據(jù)進一步的調查證明，庫爾曼確信俾斯麥在普魯士采取反主教和神父的措施只是摧毀整個教會的第一步。庫爾曼的行動立即引起柏林反教皇的反應，首都表現(xiàn)了對俾斯麥的空前愛戴。行刺事件發(fā)生時，威廉皇帝正在慕尼黑，當他想到德國假若不“走好運”，因“壞人的襲擊”而失去首相時，他深深地感動了。俾斯麥的逢兇化吉加強了威廉的信念：天命為德國保全了這個人。在實際行動中也得到體現(xiàn)：皇上在接受俾斯麥的建議時比起前幾年更少挑剔了。因此，當外交部司法專家建議俾斯麥對阿尼姆竊取官方文件進行刑事追究時，他毫不困難地取得君王的同意，逮捕了阿尼姆。?[?原注：1874年9月底作出逮捕阿尼姆的決定時，人們以為他將進一步發(fā)表其他文件并且逃往國外。當時俾斯麥住在瓦爾青，威廉一世呆在巴登巴登。后來的首相伯恩哈德·馮·比洛(當時他二十五歲，是外交部的一個官員)得到任務：把俾斯麥關于阿尼姆的決定送到巴登巴登，請求皇帝批準逮捕前大使并把他交法庭審判。?]　　 10月5日，阿尼姆在他的領地被捕，被帶到柏林的一個監(jiān)獄拘留審查。他的被捕消息轟動一時，也使俾斯麥的威信下降。阿尼姆的家庭是個社會地位很高的柏林名門望族，他身患糖尿病。國內外許多觀察家認為首相和外交部對他的處理是卑劣的、不夠慎重的。如果證實阿尼姆有罪，俾斯麥就不僅能在外交使團內持不同意見的人中，而且也能在容克內部反對政府的人中維護自己的威信。如果宣判阿尼姆無罪釋放，那就會暴露出俾斯麥是個迫害狂者，對一個勇敢的聰明的國家工作人員搞報復行動，為的是否認自己在估計外交形勢時也有可能犯錯誤。深秋，人們在瓦爾青見到首相情緒很高。他憐憫自己，喜歡把自己說成是高級陰謀活動的犧牲品。他泰然地等待阿尼姆事件的結局。10月的最后一周，他返回首都，準備應付為期三個月的帝國國會會議，也準備在教會問題上同中央黨繼續(xù)爭論?！　?柏林市法院定于12月9日開庭審判阿尼姆。俾斯麥不想親自出庭作證；其他重要人物，主要是曼陀菲爾，也不出庭作證。各家報紙異想天開大加猜測，以為審訊會揭露出許多內情。在檢察官的配合下，俾斯麥巧妙地指揮著阿尼姆一案，只從俾斯麥最有利的指令中宣讀了少量摘要，同時，俾斯麥企圖轉移公眾對審訊的視線。開庭前兩周，俾斯麥在帝國國會作了六次長篇演說，每篇演說都帶著挑釁口吻迫使中央黨應戰(zhàn)。12月4日俾斯麥的第四次演說引起了轟動，他猛烈地攻擊巴伐利亞的議員，因為他們嘲笑他要人們警惕天主教的陰謀活動以及夸大基辛根庫爾曼槍擊事件?！澳銈兿霐[脫這個兇手，請便！”俾斯麥向中央黨大聲說，“但他卻緊緊抱著你們的大腿不放?！碑旕T·巴勒斯特林伯爵氣憤地發(fā)出“噓”聲時，俾斯麥半真半假地大發(fā)雷霆?！八袌罂隙ǘ紩蟮肋@場舌戰(zhàn)，而這場論戰(zhàn)發(fā)生在阿尼姆滿懷信心對他的記者友人說，他作為主人有權在下次開庭時為客人們準備好座位的那一天，這難道僅僅是偶然的巧合嗎？　　 審訊僅歷時十天。市法院宣布阿尼姆并非有意占有文件，但又認為他扣留首相關于教會政策的文件是有罪的，因而判處他三個月拘禁，但根據(jù)一種懸而未決的上訴過程，他可以保持自由。審判使輿論的鐘擺再次向著有利于首相的方向強烈地擺動。英國大使奧多·羅素認為，人們“真正熱情”地擁護首相，其原因既在于“他的外交文件所證明的他那純潔而明朗的風格，也在于對他的政治家品德的贊揚”。乍一看，這雖是個相當膚淺且又太受職業(yè)局限的評價，但當人們考慮俾斯麥言簡意賅的文風同報刊上那種拖沓冗長的道德說教形成明顯對比，使人讀之愉快，那么羅素的意見可以說是有其真實之處的。　　 審訊時只發(fā)生了一件意外的事：駐巴黎使館的二秘弗里德里?！ゑT·霍爾施泰因作為起訴的證人突然出庭。“報刊評論把霍爾施泰因說成是首相派往巴黎去監(jiān)視阿尼姆的暗探。這是對霍爾施泰因使命的完全錯誤的解釋，連阿尼姆的辯護人在法庭上也強調了這一點。但那些同情患病的阿尼姆而又被俾斯麥高明的策略所壓服的記者們現(xiàn)在需要找出一個壞蛋，而嚴肅的、野心勃勃的、其貌不揚的單身漢馮·霍爾施泰因正是這樣一個求之不得的角色。后來俾斯麥為了報答霍爾施泰因，竭力在外交部提拔他，直至他成了自紅衣主教黎塞留的約瑟夫神甫以來最有名的灰衣主教。但當時霍爾施泰因卻受到很大委曲。俾斯麥通過對其政策持善意的柏林以至維也納和倫敦的報紙盡力為二秘恢復名譽。但是，新聞界對霍爾施泰因在阿尼姆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所掀起的爭論有助于他自己逐漸退居幕后?！　?這件不愉快的事情并沒有隨柏林市法院的判決而煙消云散。官司還拖了兩年多，最后阿尼姆因叛國罪而被判處五年徒刑。這一判決并未執(zhí)行，因為早在1875年阿尼姆就已離開德國去國外治病，從此再也沒有回國，后來于1881年5月死于法國南部。但對俾斯麥來說，只有1875年12月的審判才是重要的。他在輿論面前為自己的政策作了辯護。再者，即使阿尼姆不是不可靠的，但他作為首相的競爭者至少已被排除出去。俾斯麥實質上把后來的一切都當成是司法爭執(zhí)，只有當流亡中的阿尼姆極有可能撰寫匿名的誹謗文章，片面論述德國與教皇之間的關系時，他才會出面干預。同阿尼姆的長期爭執(zhí)以及溫德霍斯特的中央黨毫不妥協(xié)的反抗，影響了首相的舉止和健康。他失眠，患消化不良癥，甚至同議會中的盟友也不打招呼了。1875年1月下旬的一個晚上，他邀請了三位政界朋友(其中有歷史學家濟貝爾)到家里做客。當話題轉到哲學界當時流行的以叔本華為主要代表的悲觀主義時，俾斯麥一邊吐著雪茄的煙霧，一邊說：“怎么能相信一個人生來就幸運呢！同愛一樣，恨也給予生命以巨大的鼓舞。使我生命得以維持并變得美好的有兩個人；我的妻子和溫德霍斯特。一個是為了愛而存在，另一個是為了恨而存在?！边@一學說與他放在床頭柜上的基督教義書毫無共同之處，但他至少坦白地承認這種感情得到了相應的回報。兩周后，俾斯麥在給巴黎的尼古拉·奧洛夫的一封私人問候信中寫道：他在當首相以前有一大批朋友，即使在反對他的人中，敵人也只占少數(shù)，后來這一比例顛倒了過來。這是由于他的性格造成的呢，還是當首相的任期超過了一般限期所造成的必然結果呢？冬天，他無疑感到自己很可憐，感到自己是個取得了成就而與世隔絕的孤獨者?！　?他對歐洲前景的判斷也是悲觀的。隨著時光流逝，他逐漸認為自己首先提出來嚇唬別人的幽靈確實存在；他真的相信存在著天主教國際陰謀。他甚至就德國耶穌會會士的活動向比利時政府提出抗議。據(jù)說這些耶穌會會士在勒文和布魯日避難時期，比利時和法國主教團暗中容許他們從事反對德國的陰謀活動。毛奇關于法國正在重建陸軍和建立騎兵的警告使事情顯得更加嚴重了。1875年2月底，俾斯麥獲悉法國當局想從德國商人那里購買一萬匹駿馬。俾斯麥立即禁止向法國出口馬匹。此后數(shù)周，柏林的氣氛更緊張了。法國駐柏林的外交官得知消息，立即向巴黎作了報告。　　 4月5日，一家眾所周知與柏林外交部保持良好關系的科隆報紙報道，法國外交部正與梵蒂岡勾結。報紙寫道，帝國的這些天然“敵人”企圖爭取弗朗茨·約瑟夫和意大利國王組成一個歐洲天主教國家同盟來反對德國的新教。三天后，柏林《郵報》刊登了一篇題為“戰(zhàn)爭在望嗎？”的文章。標題所提的問題在正文中得到肯定的回答，原因歸咎于法國的迅速重新武裝。國內外都有人揣測，這篇文章是首相自己在幕后鼓動寫成的。1870年7月?[?cdhyy注：原文如此，似乎有誤，此時正是普法戰(zhàn)爭爆發(fā)的時間。似為“1875年7月”?]?人們突然擔心戰(zhàn)爭陰云的逼近?！　?但俾斯麥在1875年不希望爆發(fā)戰(zhàn)爭。正如1867年3月一樣，他處在總參謀部的壓力之下，總參謀部主張在西方發(fā)動一場先發(fā)制人的戰(zhàn)爭，以便把法國的一切復仇欲望扼殺在萌芽狀態(tài)之中。俾斯麥需要在外交上取得一次勝利：他只想提醒巴黎注意德國的軍事實力，并向歐洲表明，帝國是團結一致的，并不因宗教斗爭而四分五裂。威廉皇帝對“戰(zhàn)爭在望”的危機完全感到意外，明確地告訴俾斯麥，他決不允許同法國發(fā)生一次新的沖突。首相盡量安慰皇帝。但俾斯麥不是始終如一的。他一方面強調其君主的和平意愿，另一方面又在駐柏林的外交使團面前發(fā)出明確的威脅。由于人們也從實力派毛奇嘴里聽到類似的論調，因而其他國家的政府持憂慮態(tài)度也就不足為奇了。　　 4月第三周發(fā)生的一件事進一步加劇了緊張局勢。4月21日星期三，英國大使奧多·羅素在大使館舉行宴會。客人中有法國大使，有德國外交部前外交官約瑟夫·馮·拉多維茨。拉多維茨不久前執(zhí)行一項秘密使命去過圣被得堡，因而引起法國人的猜疑。他的父親曾擔任腓特烈·威廉四世的首相。拉多維茨是個——正如俾斯麥有一次說的那樣——“第二杯酒下肚后舌頭就會控制不住”的人。而奧多·羅素有著一個好酒窖。舉行宴會的那天晚上，拉多維茨對法國大使說，如果法國處心積慮想復仇，那就不要指望德國的政治家會等待法國積蓄力量和締結聯(lián)盟后才發(fā)功進攻。這種話是很不策略的。法國大使立即把談話細節(jié)通報巴黎外交部長德卡茲。此時，德卡茲已得知直接的戰(zhàn)爭危險并不存在，也未因拉多維茨言語失檢而驚慌失措。他學習俾斯麥，把法國大使發(fā)自柏林的電報提供給歐洲主要各國政府，并轉發(fā)給倫敦《泰晤士報》駐巴黎記者。這樣就助長了柏林《郵報》4月8日那篇文章所引起的戰(zhàn)爭恐懼。德卡茲的通報，加上《泰晤士報》的報道，促使英國外交大臣德比勛爵向柏林發(fā)出措辭嚴厲的照會，擔保“法國不懷任何侵略意圖”，希望迅速消除兩國之間的誤會。同時，英國人建議俄國人為維護歐洲和平共同向俾斯麥施加壓力。5月10日，沙皇和哥爾查科夫作為各大國的發(fā)言人到達柏林?！　?自從波蘭危機以來，俾斯麥犯了最嚴重的錯誤。他沒有確保德國在西歐的霸權，反而招致英俄兩國的敵意。他顯示實力，并未激起德國人的愛國熱情，反而不得不去對付自由派和中央黨對他的指摘：他使教會沖突“國際化”。他拼命向英國人保證，整個危機不過是報紙的捏造，是交易所投機商發(fā)動的，旨在迅速撈取股票利潤。但哥爾查科夫的態(tài)度使首相最為惱火。5月10日，他們倆見了面。哥爾查科夫扮演了法國保護人的角色，要求俾斯麥斷然保證永遠不對法國發(fā)動戰(zhàn)爭。俾斯麥準備至少在口頭上答應這個要求，雖然這個要求比貝內德蒂于1870年在埃姆斯提出的一切要求都要唐突得多。他以驚人的力量克制自己，壓制心中怒火，直到哥爾查科夫離開柏林，但這件事他永遠沒有原諒過哥爾查科夫?！　?俾斯麥的第一個反應是想辭職。要想制服中央黨看來沒有任何希望，他把自己的歐洲政策建立在同俄國保持良好的關系上，但這一良好關系現(xiàn)在已所剩無幾。溫德霍斯特和教會滿懷希望地等待首相辭職的消息。哥爾查科夫也認為俾斯麥完了。他在訪問柏林后輕蔑地說：“俾斯麥病了，因為他吃得太多，喝得太多，工作得太多了?！眾W多·羅素在給一個同事的一封私人信中寫道：“在我們背后，俾斯麥象瘋子一樣發(fā)火?！痹诰S也納，當安德拉塞得知俾斯麥弄巧成拙時，據(jù)說這位五十二歲的人居然在梅特涅用過的舊寫字桌上做了三個倒立，這實在是令人吃驚的。不管柏林發(fā)生什么事，奧匈只要持克制態(tài)度，就能從危機中得到好處。俾斯麥若繼續(xù)任職，他將有求于安德拉塞，以便打破自己在政治上的孤立局面；他若下臺，他的后任也需要借助安德拉塞的一臂之力來鞏固自己的地位?！　?俾斯麥留任了。5月底他確實請求威廉一世解除他的職務，但皇帝拒絕了他的辭呈，給了他不定期的休假。6月5日，首相離柏林去瓦爾青。除9月底短期到首都找醫(yī)生看病以外，后來的五個半月他都留在波美拉尼亞，憂郁地思考著過去和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