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幻想是普遍的，它來自索雷爾。它是此地當下之現實所催生出的引人遐想的萬金油藥方：立即滿足索雷爾對大型工業(yè)集群代理人提出的要求，就可以帶來巨大的不同，但他們對于索雷爾所吁求之物的理解，卻是擬人化地與行業(yè)聯合會、自媒體圈子這樣的東西并列的商業(yè)代理人——辛迪加。索雷爾在1917年對我們的勝利表達的支持，實際上只是對他自己的激情的哀悼，我們對此無動于衷，而我個人則感到荒唐可笑。

擁抱并生產這個幻想的，不乏一些新興的和老牌的人物，他們憑此頗受歡迎。他們分別表現出不同的幻想，但實際上是同一種幻想。

其中最年輕的幻想是某種國際性。但是這種國際性無非是一個公式：民族性之和，再加上一個形式的國際性，即為實質的國際性。在這里，形式的國際性代表某種無機性，而多種多樣的（各個小國的）民族性，則代表有機性。但是這些有機性是在其無機化（現代化、工業(yè)化）的失敗中被把握的，因此已經不是單純前現代的有機性，而是在這個自我標榜為現代化成功典范的觀察者視角下的有機性。這些一個個失敗了的有機性，被一個表面上眼含熱淚、扼腕嘆息的形式國際性視角所羅列著，憑此反觀到自己是成功了的耐雄納爾，是一個“溫拿納雄耐爾”，是納雄耐爾和某種無機性——以納雄-狀態(tài)為單元進行的共同體競爭的殘酷的勝敗邏輯——的綜合，這種勝敗邏輯被看做某種外部力量干涉、打斷了耐雄納爾的自我發(fā)展，因此始終是并列、外在于其綜合的對象的。這種視角冒充著真正的國際主義，并被某些人吹捧。粉絲們醉心吟唱的前現代官階和封號被熟視無睹，自居老成者們“知道”這些年輕人只是鬧著玩的，他們年輕時也通過通過架空的歷史性幻想以類似的方式狂歡過。

因此，同樣崇拜這樣一種整體的無機性的，正是這群老人中剩下來的一個，其成熟在于他懂得團隊分工?？偟膩碚f，他們更加露骨地鼓吹這種無機性，視之為對缺乏效率的決策主體進行增補（如果不是替補的話）的力量：工業(yè)化、數據化，機械體系下精準、直接、可靠的“干涉”力。無論如何，這種對于無機性的崇拜和鼓吹，忽視了它本身正處于一種體系外的觀察者和試圖干涉者的“例外”狀態(tài)。這種例外性糾纏了機械主義者的因果論數百年：既然機械體系本身是完備因而封閉的，為什么它可能（并且必然）擁有一個外部的觀測者和干涉方？——于是這個剩余要么成為太一的第一因，要么連“這個”也算不上，只能成為零散的微不足道的偶然性噪音。這種前反思狀態(tài)在惹我發(fā)笑的同時，也讓我感受到某種被犧牲了的注定淪為悲劇性的嚴肅性：嚴肅地試圖將無機性整合進有機性當中去，將一種工業(yè)化的機械-總體主義的“智力-直隸-治理”，灌注并滲透到紛繁復雜的“現實”——“一線”的財政狀況、“底層”的生存狀況中去。他們作為外部觀察者和試圖干涉者，幻想著這種“線”啊“層”啊的自居“明確”的分類學是天經地義的。因此，這一無機性，就其不僅僅是作為一個挨個枚舉并排羅列的形式框架，而擁有讓自己切入內容的分類列表而言，可以稱之為明確的（determinate）無機性，以示對于幼稚的形式無機性的揚棄。

在這個稍顯成熟了一些的明確的無機性視角下，糟糕的或至少“不夠清醒”的現實的有機性，不再籠統地被某個形式無機性所枚舉和羅列，而是要用這種無機性將它們掃描一遍，統計起來，再將掃描統計的結果分析綜合出來，生產為一個例外的、明確的支撐性的“證據”，反過來干涉性地成為一種決策，回過頭將有機性（像給噪音收音機調頻一樣）“調整”（adjust）為無機的：有序的、精確的、可控的、高效的。而后再將這些被無機化了的有機質（被工業(yè)化地整合優(yōu)化了的一線底層現實），與那些無法被無機化的有機質（所謂帕累托優(yōu)化動不得的那部分），調和在一起。于是我們看到，有機性與無機性再一次被簡單地羅列、并置在一起，這個稍顯成熟的幻想版本又暴露了其幼稚的本性。

我將給出這個索雷爾式幻想的第三個版本，它來自一個旅居他國的雛形人物。他不再試圖代表某種浮空的國際性關懷，也不試圖代表某種高效的動員力、組織度和干涉力（實質的地區(qū)性影響）。他醉心于扮演一種單純的否定：嘲笑彼岸的混亂和無序。但他可以進行這一嘲笑，或者他的這一嘲笑相比于其他開門做生意（比如兜售某些數學公式）的更具吸引力的點在于，他就在彼岸，彼岸是他的此岸。于是我們的對應關系就非常明晰了：彼岸的混亂和無序，恰恰來自于一個失敗了的無機性。一個混亂、失敗的無機性，還不如有機性。一個處處以透明信息、海量金額和不記名總數為其共同體原則的“彼岸”，現已因其無機性而深刻地沉淪為混亂，并且對外輸出這一混亂。這種無機性降臨到他的受眾身邊，產生了無與倫比的效果，對于有機性的懷念，更明確一些：對于有序的有機性的懷念。有序的有機性的實質，無非是前現代的希爾亞奇。直接的（非中介的）前現代希爾亞奇是無法被現代社會的人們所聆受的，于是它必須通過一個中介，一個身在彼岸，但又“揭露了彼岸真相”的視同此岸者，來加以轉述?！盎靵y的無機性”（無機性的自我背叛，無機性的不可能性），遮掩了有機性本身的矛盾，視角被引導到一個遠方的絕望，這并算不上希望。他沒有意識到，無機性的混亂之所以能夠被清楚地識別并道出，甚至還能夠被無機的機械體予以忍受和保留，恰恰在于他自己的人格便是這種無機性，是一個工心算計的投機媒體/思辨中介（Speculative medium），于是我們在此遇到了有機性與無機性的“第三種”綜合，主體化、人格化的綜合。在這個主體化了的無機性整體中，此岸有機性（前現代家庭、社群、倫理、治理）和彼岸無機性（陌生的原子化社會和數字主義）的對立被揚棄，代之以混亂的無機性（“美麗的風景線”）和有序的有機性（“厲害了！”）的交叉，算計私利的主體性是其交叉點：一種孕育自無機性的整體的明晰性，把有機和無機的對立當成促成無機性增殖的內在動力。于是我們可以說這種綜合，是一種主體的、動力學的無機性。

上述三種綜合有機性和無機性的整體的無機性，它們的整體性也各有不同。第一種是各項平凡羅列并置的總體性，第二種是在對立著的環(huán)節(jié)之間反復橫跳的統一性，第三種則是不可分性（Individuality）。

這三種視角下的同一個幻想，實際上都會公開矢口否認它們的來源，卻會激烈地在私下贊同我對它們的判斷：他們認為就現實而言，我們缺的無非是一個能夠與有機的社會機體并列的一個代表社會無機物之整體的辛迪加。就他們把這個辛迪加理解為與市民社會的有機體并列并補充于其中、有待被另一個更大的無機整體同化而言，他們的思想忽略了法國19世紀實證主義者們（如斯賓塞）對德國觀念論的“有機”體系的誤解。他們倉促到連炮制一種庸俗的超越機械性無機性的有機哲學（所謂的《化合哲學》）的興趣都沒有，只在對于現實的膚淺描述中，在一個無機的冷漠的框架里，生搬硬套有機性與無機性之間的并列、對立和混淆，以催生出某種“超越”。

荒唐，鑒于其答案是現成的甚至是現實的：揚棄了動物有機性的性化了的人。問題在于提出正確的問題。我們既然要向時代提問，那么就從批判這些微不足道的塵埃開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