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亞藝術(shù)朋克瘋子們在隔離中向我們咆哮…

原刊于CLASHMUSIC，作者Andy Hill，2020.05.19

原文鏈接：https://www.clashmusic.com/features/violence-is-one-way-to-wake-up-an-audience-shortparis-interviewed/

翻譯：我&谷歌翻譯（搞不懂的音樂術(shù)語交給谷歌）

“形式與它可理解的意義之間的矛盾、理性結(jié)構(gòu)與非理性核心之間的矛盾，烙印在短巴黎的每一次行動上?！倍贪屠璧闹鞒峥扇R科米亞金如此闡述道。

正是如此。

短巴黎是支頗具煽動性的俄羅斯五人樂隊，他們巧妙地融合了跺著腳的光頭黨暴徒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理性主義憤怒青年形象。這些年輕人本來計劃在今年夏天帶著他們的安那其風味后朋克舞曲在歐洲巡演，當然，是在Covid-19摧毀一切之前。

我們對他們的爭議并不陌生，尼可萊在去年的利物浦Sound City音樂節(jié)上因為猛拽一位倒霉攝影師的頭發(fā)而陷入了大麻煩——盡管如此，短巴黎依舊機敏伶俐，有很多話要說。

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現(xiàn)場表演太棒了，至少值得去谷歌搜一下，所以在他們迎來突破性的夏天之際，我們坐下來一起談了談藝術(shù)史和流血事件。

不用說，當然是通過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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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爛透了，我說得對嗎？你們是怎么撐過隔離的漫長日子的？

Sasha Galianov(鍵盤，吉他)：作為失業(yè)搖滾樂手，我沒覺得有什么不同。我就待在家里，做過去五年以來因為總是在巡演而沒空做的音樂。

Nikolay Komiagin(主唱)：對任何樂隊來說，排練和創(chuàng)作新曲都是一種自我隔離的行為。在這段時間里，工作室以外的世界就像隔離期一樣暫停了。因此，某種流行病已經(jīng)在短巴黎肆虐八年了。

Danila Kholodkov(鼓，打擊樂)：鍛煉身體，把家具挪來挪去磨練我的室內(nèi)設計能力。還有學做飯。過計劃好的生活比從頭開始創(chuàng)造性地規(guī)劃每一天容易多了。

SG：我只希望我不會死。

今年夏天不能去巡演太遺憾了，對你而言最失望的是不能去哪座城市？

DK：我的話是倫敦。我們?nèi)ツ暌呀?jīng)去過那一次了，但我有不一樣的感受。我想再去一次英格蘭的首都，閱讀更多它的光輝歷史。

Shortparis以瘋狂的現(xiàn)場表演而聞名——最瘋的是哪次？

DK：有一次，尼可萊在臺上用鞋子狠狠抽了我的臉。他把我的鼻子和前額都劃破了，血就順著臉流下來。但它激勵了我，我繼續(xù)演出，玩得很開心。那一場演出很棒。

暴力是構(gòu)成短巴黎的基本成分嗎？

NK：暴力是不正常的。它被隱藏起來，從我們的日常生活里消失，但同時它作為某種神圣的東西就存在于那里。所以才會有如此多的藝術(shù)家、音樂家和導演被研究暴力所吸引。在我們的例子中，針對觀眾的“暴力”只是喚醒他們，并且鼓勵他們超越對藝術(shù)的被動認知與消費的態(tài)度的一種方式。

你們剛剛完成了一張新專輯：Т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鋼鐵是這樣煉成的），這個過程是怎樣的？

Sasha Ionin(貝斯)：我們花了三年時間，斷斷續(xù)續(xù)地慢慢創(chuàng)作這個專輯，就像春天的萌芽；類似繁殖季節(jié)，或者鮭魚的產(chǎn)卵季，它們逆水而行只為繼續(xù)存在。

NK：我們的工作室坐落于極不尋常的位置，位于精神病診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柴可夫斯基的墓地，以及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的東正教圣地之間。所以，我們自動被納入“官方”俄羅斯文化，及其所有的邊緣表現(xiàn)和對神圣的追求的對話中。

SG：很多錄音都是用我家的好設備錄制的，不用去錄音室錄制合成器和鼓機。我個人更喜歡在這樣的孤獨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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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下和俄羅斯的文學藝術(shù)巨擘進行對話。如果你見到托爾斯泰，也許是喝了幾杯之后，你會對他說什么?

NK：我們該向他吹噓說我們貝斯手的胡子酷多了。但我要嚴肅地說，在我們的社會中有這樣一種態(tài)度，認為所有偉大的文化都已逝去，且只存在于過去。

學校里教導每個人跪伏在19世紀和20世紀中期的面前，從不帶有一絲批判性——但現(xiàn)存的藝術(shù)，反映當代的藝術(shù)，應該被視為與之平等和有價值的。馬里內(nèi)蒂(未來主義創(chuàng)始人)也寫過同樣的事情：貧窮的意大利人被古代與文藝復興的重擔壓得喘不過氣來，因此新一代意大利詩人和藝術(shù)家再也找不到喘息和創(chuàng)作的空間。

也許這樣的‘對話’不會產(chǎn)生類似的杰作，但這種方式可以讓社會更關(guān)注和尊重當下，因為當下也是獨一無二的，有自己的發(fā)言權(quán)。

我聽說達尼拉曾經(jīng)是個專業(yè)交際舞舞者，對一個朋克鼓手來說，這聽起來有點不可能。

DK：對，我學了十年交際舞，還教了幾年孩子。順便說一句，那是我的第一筆收入。我一攢夠錢就買了自己的第一個架子鼓，開始瘋狂敲鼓，以至于沒時間跳舞。說到短巴黎和舞蹈，我真覺得舞蹈是樂隊的第六個成員。

樂隊最早開始于西伯利亞的新庫茲涅茨克，但后來你們搬到了圣彼得堡。這些地方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你們的藝術(shù)？

NK：這是我們的答案——新庫茲涅茨克在我們所有歌曲中是一個富有野性、兇殘而反常的角色，由接受過良好教育的柔弱優(yōu)雅的圣彼得堡導演拍成電影。這里說的是抽象意義的電影制片人。我的意思是，新庫茲涅茨克是野蠻和直觀的，圣彼得堡則是一種更歐洲化、更有意義的形式，它只能吸收和掌握這些粗糙的內(nèi)容。

明白了。在你的一些旋律中，尤其是新專輯里有一種明確的非西方風味，這是在有意識地超越西方的和聲修辭嗎？

SI：你知道，俄羅斯的國徽上有只雙頭鷹。一只頭向東，一只頭朝西。俄羅斯音樂人需要兼顧兩方。

NK：音樂的歷史延續(xù)了幾千年，它的地理分布也跨越了幾千公里，因此，每個音樂人都需要探索積累的經(jīng)驗的各個層面，進行實驗和演奏，而不是孤立于自己的時代。這也和暴力有關(guān)。

在創(chuàng)作時，Shortparis故意破壞和摧毀一些東西，一切東西——人聲旋律、吉他樂段的和聲；任何聲音。解構(gòu)一切正常發(fā)音的樂器，或者眾所周知的和聲與和弦，讓我們能夠重新思考音樂中的陳詞濫調(diào)，更新和清除它們。這些技巧讓我們在擁有使用傳統(tǒng)音樂元素的權(quán)利的同時，可以得到一些創(chuàng)造性的放縱。

正因如此，我們在新素材里大量使用滑音：這是種解構(gòu)，是反對指板理性的暴力行為。

最終，你會把這種對暴力的崇拜帶到怎樣一種程度？你會為藝術(shù)而死嗎？

SG：如果你真要為藝術(shù)而死，那這種藝術(shù)恐怕非常糟糕。

DK：不，對我來說這實際上是一種極大的榮譽：像一名戰(zhàn)士一樣在戰(zhàn)場上光榮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