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有問于虎公曰：“民國成立，迄今四年，賴大總統(tǒng)之力，削平內(nèi)亂，捍御外侮，國以安寧，民以蘇息，自茲以往，整理內(nèi)政，十年或二十年，中國或可以謀富強，與列強并立于世界乎？”虎公曰：“唯唯否否，不然，由今之道，不思所以改弦而更張之，欲為強國無望也，欲為富國無望也，欲為立憲國亦無望也，終歸于亡國而已矣。”客曰：“何以故？”虎公曰：“此共和之弊也。中國國民，好名而不務(wù)實，辛亥之役，必欲迫成共和，中國自此，無救亡之策矣。”

　　客曰：“何謂強國無望？”虎公曰：“共和國民，習于平等自由之說，影響于一切政治，而以軍事為最重。軍事教育，絕對服從，極重階級，德意志日本軍隊，節(jié)制謹嚴，故能稱雄于世，而法美等國則不然，能富而不能強，此無他，一為君主，一為共和故也。法美且然，他共和國更不必論，故共和必無強國，已成世界之通例。然法美有國民教育，尚有對于國家之義務(wù)心，可以維持而統(tǒng)一之，故對外雖不能強，對內(nèi)猶不為亂。若中國人民，程度甚低，當君主時代，當兵者之常語曰：‘食皇家餉，為皇家出力耳?！窈鋈ビ行沃适?，代以無形之國家，彼不知國家為何物，無可指實以維系其心，其所恃為維系者，統(tǒng)馭者之感情與威力，有以羈制之而已。此其為力，固已至弱，況又有自由平等之說，浸潤灌輸，以搖撼此羈制之力，時時防其渙散潰決，于是羈馭之術(shù)，愈益困苦。從前南方軍隊，大將聽命于偏裨，偏裨聽命于士卒，遇事有以會議公決行之者，議者目為共和兵；北方軍隊，雖無此弊，然欲其聞令即行，不辭艱遠，亦不能也。故民國之兵，求其不為內(nèi)亂足矣，不為內(nèi)亂而且能平內(nèi)亂，蔑以加矣，尚何對外稱強之足言乎？彼俄日二國者，君主國也，強國也，我以一共和國處兩大之間，左右皆敵，兵力又復(fù)如此，一遇外交談判，絕無絲毫后援，欲國不亡，不可得也，故曰強國無望也?！?/p>

　　客曰：“何謂富國無望？”虎公曰：“法英皆富國，獨謂中國不能，人不信也。然法美所以致富者，其休養(yǎng)生息，數(shù)十百年，無外侮內(nèi)亂以擾之耳。富國之機，全恃實業(yè)，實業(yè)所最懼者，莫如軍事之擾亂，金融稍一挫傷，即非數(shù)年所能恢復(fù)。我國二年以來，各方面之秩序，略復(fù)舊觀，惟實業(yè)現(xiàn)象，求如前清末年十分之五而不可得，蓋無力者已遭損失，無術(shù)再興，有力者懼其復(fù)亂，不敢輕試。以二次革命之例推之，此后國中競爭大總統(tǒng)之戰(zhàn)亂，必致數(shù)年一次，戰(zhàn)亂愈多，工商愈困，實業(yè)不振，富從何來？墨西哥亦共和國也，變亂頻仍，未聞能富，蓋其程度與中國同，皆非法美可比，故曰富國無望也?！?/p>

　　客曰：“何謂欲為立憲國無望？”虎公曰：“共和政治，必須多數(shù)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識，于是以人民為主體，而所謂大總統(tǒng)、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業(yè)之機關(guān)耳，今日舉甲，明日舉乙，皆無不可，所變者，治國之政策耳，無所謂安危治亂問題也。中國程度，何能言此，多數(shù)人民不知共和為何物，亦不知所謂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諸說為何義，驟與專制君主相離而入于共和，則以為此后無人能制裁我，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梟桀者，則以為人人可為大總統(tǒng)，即我亦應(yīng)享此權(quán)利，選舉不可得，則舉兵以爭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證也。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遠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無論誰為元首，欲求統(tǒng)一行政、國內(nèi)治安，除用專制，別無他法，故共和伊始，凡昔日主張立憲者，無不反而主張專制。今總統(tǒng)制實行矣，雖有約法及各會議機關(guān)，似亦近于立憲，然而立憲者其形式，專制者其精神也。議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憲，不知近四年中，設(shè)非政府采用專制精神，則國中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故一言以蔽之曰：‘中國之共和，非專制不能治也?！冊~言之，即曰中國之共和，非立憲所能治也。因立憲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決不能成立憲，蓋立憲者，國家百年之大計，欲求教育、實業(yè)、軍事等各事之發(fā)達，道固無逾于此，然其效非倉卒所可期，至速之期，亦必十年二十年，行之逾久，效力逾大，歐洲各國之強盛，皆以此也。然觀今日之中國，舉國之人，人人皆知大亂在后，不敢思索將來之事，得日過日，以求茍安。為官吏者，人懷五日京兆之心，謹愼之人，循例供職，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其貪狡者，狗偷鼠竊，以裕私囊，圖為他日避亂租界之計。文人政客，間發(fā)高論，詆毀時流，而其心則正與若輩相同，己無所得，遂有忮求之心，非真志士也。為元首者，任期不過數(shù)年，久者不過連任，最久不過終身，將來繼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與彼競爭者若干人，彼能安于其位否乎？其對國家之政策，與我為異為同，能繼續(xù)不變乎？一概無從預(yù)測，以如此之時勢，即令元首為蓋世英才，欲為國家立百年大計，確定立憲政治，然俯視當前，則泄泄沓沓，誰與贊襄？后顧將來，則渺渺茫茫，誰為繼續(xù)？所謂百年大計，烏從樹立耶？故不得已退而求維持現(xiàn)狀之法，用人行政，一切皆以此旨行之，但使對內(nèi)不至及身之亂，對外不至及身而亡，已為中國之賢大總統(tǒng)矣。即令醉心憲政者，處其地位，恐亦同此心理，同此手法，無術(shù)更進一步也。故昔之立憲黨人，今皆沉默無言，不為要求憲政之舉，蓋亦知以立憲救共和，究非根本解決之計，無計可施，惟有委心任運，聽國勢之浮沈而已。當有賢大總統(tǒng)之時，而舉國上下，全是茍安心理，即已如此，設(shè)一旦元首非賢，則并維持現(xiàn)狀而不能，且并保存一己之地位而不能，惟有分崩離析，將前此慘淡經(jīng)營之成績，一舉而掃蕩無遺，以終歸于亡國一途而已矣，尚何百年大計之足論乎！故曰欲為立憲國無望也?！?/p>

　　客曰：“如子所言，強國無望，富國無望，欲為立憲國亦無望，誠哉除亡國無他途矣！然豈遂無救亡之術(shù)乎？”虎公曰：“平言之，則富強立憲之無望，皆由于共和；串言之，則富強無望，由于立憲無望，立憲無望，由于共和。今欲救亡，先去共和，何以故？蓋求富強，先求立憲，欲求立憲，先求君主故也?！?/p>

　　客曰：“何謂欲求富強，先求立憲？”虎公曰：“富強者，國家之目的也，立憲者，達此目的之方法也。不用立憲之方法以謀富強，古之英主，固亦有之，如漢武、唐太之儔是也，然而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中國數(shù)千年中，豈無圣帝明王，然其治績武功，今日安在哉？各國古代歷史，亦豈無特出之英豪，成一時之偉業(yè)？然其不忽焉而滅者，又有幾人也。惟其有人亡政息之弊，不能使一富不可復(fù)貧，一強不可復(fù)弱，故自一時論之，雖覺小有興衰，而自其立國之始終論之，實為永不進步。歐洲各國立國之久，雖不及我中國，然亦皆千年或數(shù)百年，前此并未聞西方有許多強國者，何也？其時彼未立憲，不能為繼續(xù)之強盛也。日本與我鄰者二千年，前此亦未聞如許之強盛者，何也？其時彼亦未立憲，不能為繼續(xù)之強盛也。惟一至近年，忽有立憲政體之發(fā)明，歐洲列國行之而列國大盛，日本行之而日本大盛。我中國所猝遇而輒敗者，皆富強之國也，又皆立憲之國也，豈不怪哉？然而不足怪也，不立憲而欲其國之富與強，固不可得，既立憲而欲其國之不富不強，亦不可得也。此言雖奇，理實至常，蓋國家所最痛且最危險者，莫如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惟有憲政一立，則人存政舉，人亡而政亦舉，有前進無后退，有由貧而富，由富而愈富，斷無由富而反貧者也，有由弱而強，由強而愈強，斷無由強而反弱者也，人亡而政不息，其效果必至于此。今之德皇非威廉第一，德相非畢士麻克也，而德不因人亡而政息，乃反日盛者，憲政為之也。今之日皇非明治天皇，日相非伊藤博文、桂太郎，而日不因人亡而政息，乃反日盛者，憲政為之也。由此言之，憲政功用之奇而且大，可以了然矣。蓋立憲者，國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國人，皆不能為法律以外之行動，人事有變，而法制不變，賢者不能逾法律而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為惡，國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為之主體，則政府永遠有善政而無惡政，病民者日見其少，利民者日見其多，國中一切事業(yè)，皆得自然發(fā)達，逐年遞進，循此以至于無窮，欲國之不富不強，烏可得乎？故人莫不羨富強，而在立憲國，則富強實為易事，此非大言而實理也。雖然，富強甚易，立憲甚難，謀國者難莫難于立憲之初，易莫易于立憲之后，初立憲時，官吏狃于故習，士民憚于改作，阻力至多，進行至苦，譬之火車，閣之于軌道之外，欲其移轉(zhuǎn)尺寸，用力至多，費時至久，或仍無效，及幸而推入軌道，則機輪一轉(zhuǎn)，瞬息千里矣。我國人無慮富強之難也，惟慮立憲之難已耳，立憲之后，自然富強。故曰欲求富強，先求立憲者此也。”

　　客曰：“何謂欲求立憲，先求君主？”虎公曰：“法美皆為共和，亦復(fù)皆行憲政，則于中國共和國體之下，實行憲政，胡不可者，而必謂改為君主，乃能立憲，此說無乃不經(jīng)？然試問法美人民有舉兵以爭大總統(tǒng)之事乎？人人知其無也，又試問何以彼無而我有乎？此人民程度不及法美之明證也。惟其如此，故非如今日專制之共和，無術(shù)可以定亂。夫憲政者，求治之具也，乃中國將來競爭大總統(tǒng)之戰(zhàn)亂，不知已于何時，后來之事，思之膽寒，方備亂之不遑，而何有于政治？故非先除此競爭元首之弊，國家永無安寧之日，計惟有易大總統(tǒng)為君主，使一國元首，立于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庶幾足以止亂。孟子言定戰(zhàn)國之亂，曰‘定于一’，予言定中國之亂，亦曰‘定于一’，彼所謂一者，列國并為一統(tǒng)，予所謂一者，元首有一定之人也。元首有一定之人，則國內(nèi)更無競爭之馀地，國本既立，人心乃安，撥亂之后，始言政治，然后立憲乃可得言也。世必有疑改為君主之后，未必遂成立憲者，予以為不改君主則已，一改君主，勢必迫成立憲。共和之世，人人盡懷茍安，知立憲亦不能免將來之大亂，故亦放任而不為謀，改為君主之后，全國人民，又思望治，要求立憲之聲，必將群起。在上者亦知所處地位，不與共和元首相同，且其君位非由帝制遞禪而來，乃由共和變易而成者，非將憲政實行，無以為收拾人心之具，亦不能不應(yīng)人民之要求也，且既以君主為國本，舉國上下，必思妥定國本之法，則除立憲又無他術(shù)，在上者為子孫萬年之計，必圖措之至安，若用人行政，猶恃獨裁，斯皇室易為怨府，其道至危，欲求上安皇室下慰民情之計，皆必以憲政為歸。故自此面言之，非君主不能發(fā)生憲政，自彼面言之，又非憲政不能維持君主也。若謂立憲之制，君主不負責任，必非開創(chuàng)君主所能甘，是則終無立憲之望，不知凡為英主，必其眼光至遠，魄力至大，自知以專制之主而樹功德于民，無論若何豐功偉烈，終有人亡政息之一日，不如確立憲政，使人存政舉者，人亡而政亦舉，所造于國家較大也。威廉第一、明治天皇，乃德日二國之開創(chuàng)英主也，二國今日之富強，人人知為二君之賜，然二君之大有功于國家，為世界之圣君者，并非因其謀富謀強，乃因其能立憲也。以二君之英特，即不立憲，亦未必不可稱雄于一時，然欲其身后之德意志、日本，仍能強盛如故，此則決不可得之數(shù)矣。故二君之功，非人存政舉之功，乃人亡而政亦舉之功。二國之富強，乃其立憲自然之結(jié)果，若僅以富強為二君之功，是猶論其細而遺其大，論其末而遺其本也。夫以專制行專制，責以病國，以專制行立憲，乃以利國，所謂事半而功倍者也。德日二君，其初亦專制君主也,不負責任，亦非所甘也，乃彼即以創(chuàng)立憲政為其責任，挾專制之權(quán)以推行憲政，故其憲政之確立甚速，其國家之進步至猛，非僅其高識毅力，以必成立憲為歸，且亦善利用其專制權(quán)力，有以迫促憲政之速成也。故以專制之權(quán)，成立憲之業(yè)，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之極好機會。中國數(shù)千年來，國體皆為專制，以至積弱至此，設(shè)于此時有英主出，確立憲政，以與世界各國爭衡，實空前絕后之大事業(yè)，中國之威廉第一、明治天皇也。予不云乎，難莫難于立憲之初，易莫易于立憲之后，創(chuàng)憲政者，如以人力扛火車，使入于軌道，其事至難，守憲政者，如以機器驅(qū)火車，使行于軌道，其事較易，故非蓋世英主，不能手創(chuàng)憲政，各國君主，不知凡幾，而威廉第一、明治天皇二人獨傳，可見守憲政之君主易得，創(chuàng)憲政之君主難得也。然即有雄才，而非處于君主之地位，亦不足以望此，故曰欲求憲政，先求君主者此也。

　　客曰：“子言備矣，能簡括其意以相示乎？”虎公曰：“非立憲不足以救國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憲。立憲則有一定之法制，君主則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謂定于一也。救亡之策，富強之本，皆在此矣?！?/p>

　客曰：“子言以君主立憲救國，其理誠韙矣，然今日中國改易君主，與仍舊共和，兩相比較，實有事實利害問題，并有與此關(guān)連之諸問題，為子言所未及，愿一一貢其所疑，以求解釋可乎？”虎公曰：“可，愿聞其詳?！?/p>

　　客曰：“子言中國將來必有競爭大總統(tǒng)之戰(zhàn)亂，在何時乎？”虎公曰：“今中國四萬萬人賴以生存托命者，惟大總統(tǒng)一人，各國所倚以維持東亞和平及其均勢之局者，亦惟大總統(tǒng)一人，以一人系一國之安危及各邦之動靜者，無如此時，則國家命運至極危險，亦無如此時。以四萬萬人之福，得大總統(tǒng)壽考康寧，則其在位一日，中國必可茍安一日，此可斷言者也，假使大總統(tǒng)身有不豫，一二旬不能視事，斯時海內(nèi)震動，亂象已成，金融恐慌，商賈停市，各地人民，紛紛逃竄，各方軍隊，紛紛動搖，各國兵艦，布滿?？?，歐美報紙，一日數(shù)電，舉國戒嚴，風云滿天下矣，其所以致此紛擾者，則以焦一定嗣位之人故也?！?/p>

　　客曰：“現(xiàn)在約法所定，金匱所藏，將來于候補三人中選舉其一，元首一定，亂機或可稍泯乎？”虎公曰：“未也，今之中國人，除大總統(tǒng)外，若尚有一人焉信望隆于全國，勢力布于全國，則海內(nèi)人人皆知他日繼任之大總統(tǒng)，必此人也。即此一人，已足以維系人心，不至于亂，一至彼時，一次投票，國已大定矣，無論約法定為何種選舉，結(jié)果皆同，自由選舉，亦屬此人，而他人無望也，限制三人之選舉，亦屬此人，而作陪之二人無望也。約法所定，金匱所藏，議會所舉，皆其形式耳。今惟無此完全之人，故成一至窘之難題。約法所定辦法，亦此窘題所變生之文字耳，然試一詢立法者之意，何不定為自由投票而定為限制投票？答者必曰：‘本無一定適當化人，則幾于人人可舉，不以稍優(yōu)者數(shù)人限制之，恐其舉一非宜之人，以害國家故也?！衷囈辉冎?，既限制矣，乃又并舉三人，若云稍存選舉者自由，使有擇別之馀地乎？然既限制，已奪其自由矣，何為不限制一人而限制三人也？答者必又曰：‘本無一資格最高之人，不得已于資格稍次者擇三人焉，以勉充其選，三人者，資格又略相等，無從舍二而取一也?！⒎ㄕ咧碛?，雖有千言萬語，總之實際理由僅有一焉，曰‘無惟一適當之人’是也，因無一人，故擬三人，名為三人，實無一人。夫人之資格勢力，果能統(tǒng)一全國為繼任之大總統(tǒng)否，此事實問題，非法律所能解決者也，國中果有此人與否，尤為事實問題，非法律所能解決者也。今中國無適當之繼任大總統(tǒng)，乃事實上無可解決之問題，而欲以法律之空文，勉強解決之，如何而能有效也？將來此約法能否實行，及勉強實行時，其與彼時事實，如何抵觸窒礙之處，非予所能預(yù)知，所能預(yù)知者，但決其無效而已矣。”

　　客曰：“然則彼時亂象，究竟如何？中國前途，又將如何？子能預(yù)測乎？”虎公曰：“亂世以兵為先，無論何種德望學(xué)識，一至彼時，均不足為資格，惟有兵權(quán)乃為資格，然使兵力僅足迫壓議會之文士，而無統(tǒng)一全國軍事之勢力，則雖被選，仍無效也。諸將資格等夷，彼此不能相下，軍人游士，又從而挑撥推排，以求他日之富貴，終必兵戎相見，與角逐于中原，加以海外革黨乘之，依附清皇室之宗社一派亦乘之，凡有可以利用之資格者，無不有人擁戴，以為競爭之具，其為誰何，予不欲明指姓氏也，屈指默計，必在十派以上。有非得大總統(tǒng)不可者，有己身不可必得，然決不愿居譙某之下者，此聯(lián)彼抗，紛擾復(fù)雜，海內(nèi)鼎沸，不可終日。有野心之外國，乃乘此時，縱橫于各派之間，挑撥擁戴，以助其亂，于是愈益擾攘，不可收拾。各國又皆帶甲戒嚴，不肯讓一國之獨占，因此遠東問題，亦有破壞各國和平之價值，其時中國之一片土，僅為中國人之戰(zhàn)場乎？抑為外國人之戰(zhàn)場乎？此不可知者也。其變亂狀況，或有不可思議，萬非今日所能料及者亦不可知，然其結(jié)果，不外二端，一曰各國瓜分，一曰各國代平內(nèi)亂。瓜分固為亡國，不待言也，即代平內(nèi)亂，亦為亡國，何也？他國代平內(nèi)亂之后，必擇一可為朝鮮李王之人，以為中國君主，其人為前清皇帝乎？前清皇族中之一乎？海外革命黨之魁乎？皆不可知，然皆不過傀儡，所有內(nèi)政權(quán)外交權(quán)、財權(quán)兵權(quán)， 一概掌于外人之手，所有路礦實業(yè)諸政，亦盡屬于他人，國家亦已亡矣！其所以必擇一可為朝鮮李王者，不僅他國取其便利于己，且非有心慕李王之人，與人預(yù)約，將舉國權(quán)利，概以授諸外人，因以得外國之助力，先已無自取得君主之資格也，其辦法必以與人聯(lián)邦，外交全歸人辦，一以他國之名義行之，國際上已無中華國之名稱，以國家實際言之，則已全亡，以國家名義言之，已亡一半，亡其對外者，而存其對內(nèi)者，以欺我愚昩之國民，此其第一步也。第二步，必令此甘為李王者，于取得君位之后，全仿朝鮮辦法，與人立一合邦條約，將中國并入他國內(nèi)，并此君主而亦廢之，此人遷居他國，仍可授以爵位虛銜，彼時即令其人反抗，亦不能也，而況本欲犧牲一國以利一身者乎！至此則中國之名稱，即對于國中，亦已完全消滅，于是乃為斷送干凈，此其第二步也。其所以改共和為君主者，取其自即位之始，以至亡國之終，可以一人始終辦理，不必更易他人，其為亡國之機械，最為簡單便利，決不采共和制度以滋紛議也。此時本國人民對于國家之存亡，以及共和君主問題，并無發(fā)言之馀地，一聽客之所為，而向來號稱共和主義者，全反論調(diào)，謂非君主不可，蓋自辛亥以來，革命黨之主共和，不過為撲滿地步，此后則視何者可攫權(quán)利，即主張之，共和、君主，救國、亡國，皆無不可，本無所謂主義也。世之書生，猶以為彼輩迷信共和，確有主義，真可謂大愚不靈者矣！故中國之共和，無論如何，終必廢棄，我不自改，人必為我改之。不過由我自改，即我之所以自救，由人代改，即人之所以亡我，今人民對于國家頗有任其自生自滅之態(tài)，則亦惟預(yù)備瓜分后，或李王賣國后，為他國之奴隸而已矣?！?/p>

　　客曰：“此言聞之，令人駭痛。子之欲改為君主者，亦欲避此時之亂，然大總統(tǒng)繼任之時，有此變亂，君主繼位之時，獨無此變亂乎？”虎公曰：“是不可以相此也。彼時未必遂無謀亂之徒，然與共和之亂大異。蓋共和改選之時，國中本無定主，有野心者固乘機生心，即愛國之士，亦苦于無可推持，莫知所措。好亂者固倡亂，即不好亂者，亦不得不附亂，不附亂即無所附，此亂象之所以大也。若改為君主，則當有當然嗣位之人，其維系人心，不俟其即位之日，一旦有變，愛國者孰不知此時為國家危險之時，則所并力以圖之者，惟有擁嗣主以安然即位之一策耳。大總統(tǒng)之名義有競爭，君主之名義無競爭，競爭大總統(tǒng)，不為罪惡，競爭君主，乃為大逆，誰敢嘗試此者，此即定于一之效也。共和改選之時，群起而爭大總統(tǒng)，所以全體皆亂，君主嗣位之時，決無群起而爭君主之怪事，故亦即無全體皆亂之怪事，即有亂者，不過反對君主之一部分人耳，故繼任大總統(tǒng)敵多而嗣位之君主敵少，此其不同者一也。反對君主者，如醉心共和之人，或利用共和名義以作亂之人，此種人豈必嗣主即位時始有之，即初改君主，必已有之，又豈必改君主時始有之，即今日為共和時代固已有之。一旦國體變更，共和之旗幟必起，嗣主即位之初，彼輩必以為最良機會，此不待言者，然彼方之反抗力增加，此方之抵御力亦必增加，開國諸臣，其于皇室皆有利害共同之勢，其精神奮發(fā)團結(jié)，必較今日有加，嗣主即位之初，功臣舊人，分掌內(nèi)外，勢力遍于朝野，其力足以擁衛(wèi)舊主者，豈不足以擁衛(wèi)嗣主？小有變亂，不足平也！故繼任之大總統(tǒng)敵多而助少，繼位之君主敵少而助多，此其不同者二也。若慮元勛舊臣不能屈事嗣主，此亦必無之事。大總統(tǒng)之所以有競爭者，固無一人資格勢力高出全國之上，彼此皆有比較資格比較勢力之心，故爭端因之而起，若嗣位之君，無須別有所謂資格勢力，即此血純關(guān)系，已無自發(fā)生他人比較之心，當時將相，資格雖高，不能屈于他人者，獨可己于嗣主，舊時恩德，既起其感激報稱之忱，己身勛名，復(fù)增其利害共同之念，則群以事舊主者事嗣主而已矣。此有一事可以例之，前清左宗棠之平定回疆也，恃劉松山為大將，獨統(tǒng)一軍，劉松山?jīng)]，繼統(tǒng)無人，用其偏裨，則其馀不肯相下，分為數(shù)軍，則兵力必薄，劉錦棠為其猶子，一無戰(zhàn)績之少年也，左宗棠拔之繼統(tǒng)其軍，一軍皆服，未必其聰明才力遂出于諸將之上也，其天然資格，無人與之比較耳。故繼任之大總統(tǒng)，以有比較而起競爭，繼位之君，以無比較而免競爭，比較不生，自然歸一，此其不同者三也。第一次之守成，無過于確立憲政，首開創(chuàng)者有然，半開創(chuàng)者亦然，而創(chuàng)立憲政之難，莫如最初，行之漸久，事亦漸易。嗣主即位之初，如憲政即已確立也，則其功名事業(yè)，只得求之憲政外，如戰(zhàn)勝敵國之類是也，如尚未確立也，則開創(chuàng)者行其最難，守成者行其次難，循其舊規(guī)，使之確定，亦為不世出之賢主矣。世界潮流，日趨于新，斷無由新反舊之理，即國中輿論之向背，終必操諸新人，開創(chuàng)之主，即以憲政收拾天下之人心，有嗣主之資格者，但令其平日之言論豐采，注意維新，則海內(nèi)人民，群已動色相慰，以為他日君臨天下，必能使否吾儕始終為立憲國之國民，即此已足維系人心，鞏固國本，一旦嗣位，薄海人士，一則追念舊恩，藉謀酬報，一則歡迎新澤，群起謳歌，天下所歸，尚何變亂之足慮乎！故繼任大總統(tǒng)，仍須以專制弭永久之亂，此其不同者四也。有此四者，故君主嗣位之時，決無如大總統(tǒng)繼任時之變亂也。”

　客曰：“子言以君主立憲救國，于君主之利害既詳言之矣，至言立憲，則應(yīng)研究之問題亦甚多。自前清末年以至叱民國，國中未嘗不行憲政，而弊端百出，為世詬病者，其何故歟？”虎公曰：“前清立憲之權(quán)，操于清室，然清室之所謂立憲，非立憲也，不過懸立憲之虛名，以召革命之實禍而已。前清光緒季年，皇室危機已著，排滿革命之言充滿全國，及立憲黨崛起，發(fā)揮主義，實際進行，適大總統(tǒng)方掌軍機，知清室自救之方，無過于立憲者，即以此為其最大方針，隱然為全國立憲黨之魁，挾毅力以實行，雖僅有造端，而海內(nèi)已思望致治。最初立憲黨之勢力，遠不及革命黨，及立憲有望，人心遂復(fù)思慕和平，冀此事之成立，革命黨之勢力，因此一落千丈。使清室真能立憲，則辛亥革命之事，可以斷其必無，蓋立憲則皇族政治無自發(fā)生。乃天禍中國，大總統(tǒng)之計劃未行，而朝局以變，漳濱歸隱之后，立憲黨失主持之中堅，而與憲政極端反對之皇族政治以生，一面懸立憲之假名，為消極之對付，一面與皇族以實柄，為積消極之進行，二者皆所以創(chuàng)造革命也?；首邂餀?quán)弄法，賄賂公行，凡其所行，無一不與憲政相反，人民請開國會無望也，人民請廢皇族無效也，立憲黨政策不行，失信用于全國，于是革命黨代之而起，滔滔進行，所至無阻，當時識者，早已知之，立憲黨由盛而衰，革命黨由衰而盛，即清皇室存亡之所由分也。果也武昌一呼，全國響應(yīng)，軍隊為其主力，而各省咨議局議員和之，議員中以立憲黨為多，至此亦不能不贊成革命矣。清室直至此時始去皇族內(nèi)閣，頒布十九信條，亦既晚矣，不可及矣。故終清之世，并未成立憲法，更無憲政利弊可言，僅設(shè)資政院、咨議局等，以為之基。然以皇族所為，無異命之為革命機關(guān)，西儒有言：‘假立憲必成真革命’，清室乃欲以假立憲欺民，焉得而不顚仆，大總統(tǒng)當時奏對，即言不立憲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果哉此言，不求其中而竟中也。至今頑固之徒，或曾附和皇族之徒，有謂前清之亡，亡于立憲者，是欲以皇族之罪，加于立憲黨，立憲黨不任受也。故謂皇族不愿立憲，致釀革命之禍則可耳，謂立憲不利皇族，致釀革命之禍，則其何自而通？故予謂清室所謂立憲，非立憲也，不過懸立憲之虛名，召革命之實禍而已?！?/p>

　　客曰：“清室之事則然矣。民國元二年中，有約法，有內(nèi)閣，有議會，似亦實行憲政，然國會之力萬能，政府動皆違法，叫囂紛擾，舉國騷然，此種憲政，設(shè)令長存，國家亦豈有示不亡之理？今子猶談憲政，國人已覺聞此名詞而生戒懼，是亦不可已乎？”虎公曰：“民國立憲之權(quán)，操于民黨，民黨之所立憲，亦非立憲也，不過藉立憲之手法，達革命之目的而已。予于民國元二年中，每遇革命黨人，與之論政，亦多謂非用專制不能統(tǒng)一者，是明知中國程度決不能行極端之民權(quán)，乃所議約法，輒與相反，是明知之而故違之也，果何故歟？且即以初次約法而論，其施行于南京政府時代者，尚在情理之中，因參議院將移北方，乃臨時加入內(nèi)閣制及種種限制政府條文，及至后來，國會即據(jù)此以束縛政府之一切行動，又何故歟？豈真心醉共和，欲行程度極高之憲政乎？非也！不過欲以此削減政府之權(quán)力，使之不能統(tǒng)一全國，以為彼等革命之預(yù)備耳。合前后而觀之，自南京政府取消之日起，以至湖口起事之日止，一切行為，皆此目的耳。不知者謂此為彼等立憲之宗旨，其知者謂此為彼等革命之手法，人并未欲立憲而但欲革命，而我乃以立憲誣之，并以此誣憲政，不亦冤乎？若云里面雖為革命手法，表面仍為立憲宗旨，究竟不能不謂為立憲，且不能不謂立憲之足以釀亂，不知此又非立憲之咎，而共和之咎也。設(shè)非共和，何能借口民權(quán)，定成此種約法，又何能以一國約法，全由民黨任意成立，更能即借約法以預(yù)備革命，為競爭大總統(tǒng)之地乎？議者不咎根本之共和，而咎枝葉之憲政，是不知本之論也。予嘗謂中國之共和，非專制不可，由此而談，尚何憲法約法之足言乎？議初次約法者，亦非不知此義，不過知之而故為之耳。故予謂民黨所謂立憲，亦非立憲也，不過藉立憲之手法，達革命之目的而已，其功用與清室之立憲正同，所異者，清室為他人預(yù)備革自己之命，民黨為自己預(yù)備革他人之命而已?！?/p>

　　客曰：“然則子所謂立憲，不與前清民國同？”虎公曰：“然。予以為他日之君主立憲，有二要義焉：一曰正當，所以矯民國之弊也；二曰誠實，所以矯前清之弊也?！?/p>

　　客曰：“所謂正當者何也？”虎公曰：“民國初次約法，即使民黨非為革命預(yù)備，而以理想定此，亦不可以實行，故將來改為君主，所宜取法者，惟世界各君主國耳。以世界君主國憲政派別而論，可以為代表者有三：一曰英國、二曰普魯士國、三曰日本國。英國為世界立憲之母國，憲政基礎(chǔ)，立之將近千年，人民程度至高，世界無與為比，國會成立，其年至遠，無論何等重大事件，旨隨時由國會以普通法律定之，故至今無特別憲法，且有并無法律而以習慣行之者，故學(xué)者謂英之憲法為不成文憲法。國會權(quán)力，幾于萬能，君主特一虛名之代表，名為君主，實則共和，以虛君共和之名施之，實為至安，國為君主，而憲法全由國會議成，此世界所無者也。至于普魯士。則因人民革命以求立憲，君主乃召集議會，提出憲法草案，使議決之，故其憲法之成，成于君主與國會，民權(quán)遠不及英矣。至于日本，則為欽訂憲法，未經(jīng)國會承認，據(jù)憲法以開國會，民權(quán)更不及普矣。以中國程度而論，決不能取法英國，非僅我國為然，世界君主國，未有敢較英者也。我國改為君主以后，其憲法宜取法普日之間。日本君主二千馀年，一姓相承，故稱萬世一系，皇室歷史，甲于全球，且其立憲之成，半由于人民之要求，半由于皇室之遠識，故能以欽訂憲法行之，此非他國君主所能仿效者。中國承革命共和之后，民智大開，過于當時之日本，而君主之資格又不及其久遠，若用欽訂之法，未必能饜人民心，故亦采普魯士之法，略變通之，由君主提出，由議會承認議決，成立憲法之手續(xù)，以至此為適宜。至于憲法之內(nèi)容，如緊急命令權(quán)、非常財政處分權(quán)之類，則可采法日本而補之，君主既有大權(quán)，又無蔑視民權(quán)之弊，施之今日中國，實為至宜。故予欲舍英國而取普日之間，蓋以此為最正當也?！?/p>

　　客曰：“將來憲法之內(nèi)容，可以預(yù)議乎？”虎公曰：“具詳未可驟論，普、日憲法具在，亦更無容縷述。一言以蔽之，不僅非民國初次約法，且非前清十九信條而已。夫人民權(quán)利國會權(quán)限等普通條件，為各國所同有，當然載入中國憲法者，皆不必論，惟略取其當論者論之。以民國初次約法而論，參議院之權(quán)甚重，而大總統(tǒng)之權(quán)甚輕，內(nèi)閣更無論矣，大總統(tǒng)除接外國大使并頒給勛章榮典外，幾無事不須參議院之同意，如宣戰(zhàn)媾和、締結(jié)條約、制定官制官規(guī)之類是也，最奇者，任命國務(wù)員及外交大使公使，亦須同意，此雖法美及英，皆所不及，斷非將來君主憲法所能采用者也。以前清十九信條而論，宜非共和約法之比矣，然清室當可用立憲以弭革命之時，則吝不肯與，及革命既起，又急無所擇，將不必與及不可與之權(quán)利而并與之，如憲法起草由資政院，憲法改正屬于國會，總理大臣由國會公舉，海陸軍之對內(nèi)使用應(yīng)依國會議決特別條件，此外不得調(diào)遣，國際條約經(jīng)國會議決追認，官制官規(guī)以法律定之之類皆是也，其程度殆以追及英國，且又過之。此本為資政院所要求，不過彼時國民革命心理之表證，凡此等類，皆未能行于今日之中國，亦非將來君主憲法所能采用者也。民國初次約法及前清十九信條，其內(nèi)容既多不能采用，則采用者，乃普魯士、日本兩憲法，合參而酌取之，以求合于我國程度，而成立憲法之手續(xù)，則取法普魯士而略變通之，以求合于我國時勢。蓋憲政但能實行，即程度稍低，亦可為富強之國，普、日即以此種憲法而強，是其明證，無取乎高談法理也。中國能如普、日，亦已足矣，此予之所謂正當也?！?/p>

　　客曰：“子所謂正當，既聞之矣，所謂誠實者何也？”虎公曰：“治國所最忌者，莫如欺民。人民分之則愚，合之則智，不可以欺者也。前清不肯以權(quán)利與民，而又不敢不言立憲，故以假立憲欺之，遂遭革命之禍，前車之鑒，最為顯然。蓋中國此時人民程度本不甚高，與之適宜之權(quán)利，并不致遂嫌甚少，惟行之以欺，則必失敗。他日君主立憲，人民之權(quán)利，國會之權(quán)限，所得幾何，非今日所能預(yù)定，然有一至要之言，曰寧可與少，不可欺民。蓋人民他日若嫌權(quán)利之少，不過進而要求加多，政府察其程度果進，不妨稍增與之，免成反抗之禍，若以為尚未可與，則亦必以正當理由宣告國中，茍能誠心為國家計，斷無不為人民所諒者。故少與權(quán)利，尚不足為禍害，若夫視作具文，并無實行之意，則人民以為欺己，即怨毒所由生。無論以何種敷衍之手法及強大之壓力濟之，終必潰裂，故誠實為立憲最要之義。誠實之法，亦甚簡平，即此議決法律、議決預(yù)算，乃國會必有之權(quán)，既令其議決矣，若又行政自行政，法律自法律，財政預(yù)算自預(yù)算，彼此不顧，兩不相關(guān)，此萬萬不可者也。若因所議法律、預(yù)算，本多理想，難于實行，則莫如說明窒礙之理由，令其覆議，甚至解散議會，再召集而議決之，皆無不可，若視為無關(guān)事實，任其議多議少，是則有蔑視議會之心，斷不可也。若曰各國本有實行法律預(yù)算之道，中國本無實行法律預(yù)算之道，則萬萬無此情理，各國立憲之初，亦不知經(jīng)幾何波折而后終竟實行，故能行與否，視有誠心實力貫之否耳。法律預(yù)算，其一端也，政府命令，亦其一端也，此外各事，大皆類此，總求議會所決，政府所頒，有一字即有一字之效力，乃為憲法實行，然此事言之甚易，行之甚難，故予謂難莫難于立憲之初，即指此類而言，然欲樹憲政，終非經(jīng)過此途，不能到達。若畏苦而中阻，必致革命之禍。人民雖愚，終不可欺，故曰寧可與少，不可欺民，此予之所謂誠實者也?！?/p>

　　客曰：“正當則安國，誠實則民信，前清與民國之弊，皆可掃除矣。以此而行君主立憲，中國之福也。予雖愚蒙，敢不從教?！庇谑腔⒐约染?，客乃欣然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