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核酸，我來到哈爾濱醫(yī)大二院對面的基督教堂。如果說索菲亞教堂成了“建筑藝術(shù)館”，哈爾濱基督教堂保留了宗教功能。正值講經(jīng)，我害怕貿(mào)然入內(nèi)會打擾信眾，在門口猶豫許久，直到看到一些游客進去，才步入大門，向管理人員說明來由。

走上俄式風(fēng)格水磨石鋪的樓梯，我摘下帽子，跟著管理員進入一個房間。房間的一角擺著鋼琴，幾位信眾坐在金屬座椅上。因為疫情，位于主樓的大堂采取了限流措施，部分信眾和游客被引流來講堂附樓的唱詩室旁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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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爾電視熒屏上，說著東北普通話的主持人微笑而不失莊重的布道：“......耶穌告訴馬太，做事不能以自我為中心，否則就會迷失自己，違背了’服侍’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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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的老太太在黑皮筆記本上做著筆記，默誦“阿門”。電視機下的年輕人刷著手機，自顧自地活在他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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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ù)說基督教在中國的信徒已經(jīng)過億，在全球更加驚人。人們信仰的原因，既包括基督教體系中存在的邏輯與哲理，也包括它能夠在歷史長河中不斷的豐富自我，不被世人拋棄。人生在世，我們要向宗教學(xué)習(xí)，幫助那些不甘迷途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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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教堂，向今天第二個目的地濱江站走去。過馬路時，浮島地面上能看到黑龍江省的青銅浮雕。省內(nèi)主要城市和山川河流用凸面雕刻，與黑色的平原形成鮮明對比。青銅浮雕的旁邊是一條黑色的巨龍雕塑，象征跌宕后的東北騰飛。經(jīng)過風(fēng)吹日曬和人來人往，浮雕更顯出東北大地的滄桑。

馬路對面，是哈爾濱卷煙廠。卷煙廠沒有像無線電器材廠，淪為?“時代的眼淚”，?反而在新世紀興旺發(fā)達，擴建起廠房。大門后方，“哈爾濱卷煙廠”六個大字在空中走廊的玻璃上閃閃發(f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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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居民區(qū)，穿過高架，來到哈爾濱濱江火車站。這里始建于1930年，是當年的“滿鐵”與蘇聯(lián)爭奪東北鐵路路權(quán)的產(chǎn)物。時光流逝，強權(quán)不再。作為文物保護單位的濱江站，現(xiàn)狀也不容樂觀。車站一隅成了物流集散地，大貨車摩肩接踵，空氣中不時彌漫著令人不悅的氣味。在荒蕪的濱江站廣場，一派后人類時代的景象。石凳被昔日裝點門面的植物掩蓋，后者將綠意延伸到極限。

隔著鐵絲網(wǎng)瞻仰這座黃白相間、具有俄式風(fēng)情的車站，我暗暗祈禱，期待它早日得到應(yīng)有的維護。別像老濟南站那樣，消失在時代洪流中。

離開濱江站，乘公共汽車到民益街，再步行去東北烈士紀念館。歷史上它作為準圖書館啟用，“九一八”事變后由偽滿當局霸占，成為令人不寒而栗的“哈爾濱警察廳”。東北光復(fù)后，經(jīng)過東北局批準，“東北烈士紀念館”在原“哈爾濱警察廳”的基礎(chǔ)上破繭而出。

館內(nèi)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為保家衛(wèi)國英勇戰(zhàn)斗、乃至獻出生命的東北志士。他們或是清華大學(xué)的高材生，或是來自鄉(xiāng)野的兒童團員，以及義薄云天的國際友人。面對日本法西斯“以東北為跳板，滅亡中國”的迷夢，他們用鋼槍、鐵拳和智謀發(fā)出反抗的吶喊。歷經(jīng)14載鏖戰(zhàn)，東北三省最終勝利，迎來曙光。

在趙一曼女士浮雕前，我心潮澎湃。那份敬仰，不僅來自小學(xué)時代的課本記憶，更因為她巾幗不讓須眉的氣概。在押往珠河（今屬尚志）的列車上，趙一曼給久未謀面的幼子寫下最后的話：“母親對于你沒有能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母親因為堅決地做了反滿抗日的斗爭，今天已經(jīng)到了犧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寧兒啊！趕快成人，來安慰你地下的母親！在你長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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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兒”全名叫陳掖賢，是趙女士的兒子。他在長大后試圖走出母親的光環(huán)，卻人生跌宕，于1982年8月15日離世。地下有情，希望他們母子相見，再續(xù)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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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東北烈士紀念館，回程途徑哈爾濱第三中學(xué)，它在大革命時代曾經(jīng)叫做“普育中學(xué)”，是青年組織的聯(lián)絡(luò)站。走在長廊上，中式建筑的雕梁畫棟讓我嘆為觀止。

沒有美感的房子，好比全國各地的高鐵站。非常規(guī)整，功能齊全，卻毫無新意與個性，與流水線產(chǎn)品何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