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起

事實證明，白居易長久以來可能被高估了。因為刻意保存的習慣導致他成了唐代里留存最多的詩人，足足3000以上，但在其中又夾雜了大量題材重復，內(nèi)容雷同，藝術價值較低的濫竽充數(shù)之作，尤其以白居易在洛陽養(yǎng)老開始為分界線，借用斯蒂芬歐文的原話“如果白居易在56歲時去世，他的詩集會小得多，他的詩歌名聲及其對中國詩歌貢獻確是同樣的?！? 與大眾所認知略有偏差的是，“新樂府運動”一直都是一個帶有爭議的詞匯，袁行霈在其中國文學史里也有提及“白居易以新樂府為代表的諷喻詩在當時影響并不大，在后世則毀譽參半”，“新樂府的創(chuàng)作目的是首句標齊目，卒章其顯志。為了做到這一點，作者往往不惜以喪失藝術性為代價，給詩篇添加一個議論的尾巴，有時則畫蛇添足，作不必要的重復。其二，有些詩篇所寫事件，詩人本無深感，只是為了湊足50篇數(shù)目爾作，所以寫的枯燥乏味，不耐咀嚼，如七德舞，法曲歌，二王后，采詩官等，大都是議論和說教的堆積。同時，由于過多注重詩的現(xiàn)實功利目的，作者常用理念去結(jié)構(gòu)詩篇，真情實感相對不足，比起杜甫哪些深切體察民情，一任情感自然流露而又意蘊豐厚的樂府佳作來，新樂府中不少作品確有一間之隔。在語言使用上，因一意追求淺顯務盡而失之于直露無隱，有時一件簡單的事理也要反復陳說，致使詩作不夠精煉含蓄。”白居易的好友元稹也直言不諱的表達“時人罕能知者”，這應該是最強而有力的證據(jù)。 有趣的是，在千年以后關于白居易流傳最廣的事跡仍然是其詩老嫗能解的典故，盡管這一典故的真實性存疑，其來源是宋人的筆記典故，而非正史或相關的記載，但不可否認的是，“大白話”確實是白居易詩歌的重要特點，即使這種表達方式讓其詩歌的藝術性飽受非議，不過無可置疑的是，這樣獨樹一幟的風格確實讓其詩有著和初盛晚唐截然不同的感受。 第二章：承

白居易的閑適詩確實是對后世影響最大的一種類別，知名的大林寺桃花便出自此類型，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在宋詩中僅有王禹偁等人的白體明確推崇白居易為其精神領袖，再無其他知名詩人或流派對其推崇備至。王安石的詩歌風格帶有明顯的“唐味”，也就是非白居易的風格，因為毫無關聯(lián)，在此按下不表，蘇軾對白詩的態(tài)度比較曖昧，一方面他不停的稱贊白居易“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但另一方面，著名的元輕白俗蓋棺定論，也是出自于蘇軾之手，更有甚者，在陳師道的后山詩話中，對其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guī)矩故可學。退之于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爾。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爾。學杜不成，不失為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為樂天爾”這樣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出自一人之口，的確印證了白居易評價的兩極分化性，但對于在蘇軾手上形成特色的宋詩來說，應當是貶低大過贊美。江西詩派推崇的一祖三宗并無白居易，這應當也與白居易的律詩成就并不高有關，陳與義更是學習杜詩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近乎以假亂真。到了南宋四大中興詩人之時，陸游不可避免的受到白居易創(chuàng)作的影響，但陸游早年仍是深受江西詩影響，到后中期才形成自己風格，人送外號“小李白”，應當可以看出，陸游也并沒有把自己當成白居易的繼承者。楊萬里的誠齋體帶有明顯的閑適風格，但其更多的則是取材于陶淵明以來，在王維及孟浩然手上徹底成熟的田園風，同樣，楊萬里也并沒有將白居易視為詩歌創(chuàng)作上所需要追隨的偶像。我們幾乎可以得出結(jié)論，白居易的確對后世的詩歌創(chuàng)作有著不小的影響，但在宋詩領域，并沒有“潤物細無聲”的影響到重要詩人的創(chuàng)作，其作品也沒有成為詩人們爭相效仿的對象。 第三章：轉(zhuǎn)

那么我們可以回到原點，白居易的詩自從他成名后便陷入了兩極分化的嚴重地步，晚唐的詩人幾乎都其嗤之以鼻，尤其是杜牧，已經(jīng)達到了厭惡的程度，其他晚唐詩人也許沒有明確表達過自己的觀點，但從他們的詩歌創(chuàng)作來看，他們明顯是反感白居易的創(chuàng)作風格的。如今的我們，已經(jīng)難以想象，在大和年間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白居易第一次見到朋友令狐楚引薦的這個年輕人作品時候的想法和表情，他也許會對此年輕人創(chuàng)作的詩歌嗤之以鼻，或者更大的可能性是，為了社交而加以稱贊，但白居易在自己所有的作品里從未提及此事，直到很多年后的彌留之際，他想起了老朋友令狐楚，想起了這個曾經(jīng)他見過的年輕人，并要求他替自己纂寫墓志銘。 李商隱并沒有明確表示過他討厭白居易的創(chuàng)作風格，他稱贊過杜甫，韓愈，李賀，但從未稱贊過白居易，也從未學習白居易的創(chuàng)作形式來寫詩，應當說他的態(tài)度是相當含蓄的，但我們可以預見到的是，白居易想請他為其纂寫墓志銘的時候，他臉上的表情一定會是訝異的，或許是白居易官足夠大的壓力，或許是他根本沒有選擇，他還是接下了這一份工作。然而我們卻可以管中窺豹，透過這件事將兩個人的態(tài)度盡量水落石出。首先，李商隱在世的時候并不以詩歌聞名遐邇，而是以其駢文大師令狐楚的學生，被令狐楚視為繼承者而名聲大噪，李商隱也毫無意義成了晚唐駢文的第二個豐碑，問題恰好就在此處，李商隱既然是駢文的佼佼者，為何白居易要請他創(chuàng)作一篇散文墓志銘呢？再通過觀察白居易的請求方式，居然是通過一個叫杜翱的人代為傳達，而真正的請求人居然是一團迷霧，根據(jù)《李商隱太原白公墓碑銘并序考論》一文的總結(jié)歸納推理，我們可以大概猜測到真正的請求人或許是白居易的兒子或他的夫人，在足夠說明兩人關系的疏遠的同時，更讓人瞠目結(jié)舌的是在碑文中李商隱對白居易的文學貢獻只有一句“集75卷，元相為序”，而對白居易的詩歌成就更是只字不提，結(jié)合杜牧借李堪之口攻擊白居易“yin言媟語”的評價，和晚唐詩壇眾人皆推崇杜韓而輕視元白的態(tài)度（包括溫庭筠，許渾等等），甚至不惜去學賈島，都能得出白居易和晚唐詩人徹底脫節(jié)的結(jié)論。 第四章合，下次再寫吧，涉及到白居易具體詩歌的評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有人看的話…倒也可以交流一下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