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茲中國》摘錄2-第一章:“中國”意識在宋代的凸顯

《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
葛兆光著,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2月1版? 2013年7月5印

第一章
“中國”意識在宋代的凸顯——關于近世民族主義思想的一個遠源
一? ? “中國論”與“正統(tǒng)論”:中國意識的真正凸顯
北宋
石介《中國論》:迄今看到的古代中國第一篇專以“中國”為題的著名政治論文。民族情緒非常激烈,顯示了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關于“中國”的焦慮。
歐陽修《正統(tǒng)論》:他的意見與他對前代歷史的深刻認識和書寫實踐有關,歷史的認識和書寫又關系到當時知識階層對于傳統(tǒng)經(jīng)驗與教訓的梳理和對現(xiàn)實政治合法性的確認。
在自我中心的天下主義遭遇挫折的時候,自我中心的民族主義開始興起。
民族和國家的地位日益降低的時代,民族和國家的自我意識卻在日益升高。
二? ? 實際政治與觀念想象的差異:天下、四夷、朝貢、敵國
古代中國人始終相信自己是天下的中心,漢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頂峰,周邊的民族是野蠻的、不開化的民族,不遵循漢族倫理的人是需要拯救的,拯救不了就只能把他們隔離開來,中國人不大用戰(zhàn)爭方式來一統(tǒng)天下,也不覺得需要有清楚的邊界,常常覺得文化上可以“威服異邦”,而此邦與異邦的地理界限也會隨著文明的遠播和退守在不斷變動。
在充滿自信的古代中國,很多儒家學者一直傾向于夷夏之間的分別在于文明,不在于低于、種族。
宋代,東亞開始不承認中國王朝為中心的國際秩序。這使得傳統(tǒng)中國的華夷觀念和朝貢體制,在觀念史上,由實際的策略轉為想象的秩序,從真正制度上的居高臨下,變成想象世界中的自我安慰,在政治史上,過去那種傲慢的天朝大國態(tài)度,變成了實際的對等外交方略;在思想史上,士大夫知識階層關于天下、中國與四夷的觀念主流,也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義,轉化為自我想象的民族主義。
三? ? 中國:“邊界”的浮現(xiàn)
宋,天下縮小成中國,而四夷卻成了敵手。
從宋代起,書籍出口有了限制。
四? ? 民族、國家與文化的觀念:反夷教的意識以及確立道統(tǒng)
面對異邦的存在,趙宋王朝就得在想方設法抵抗異族的侵略之外,凸顯自身國家的合法性輪廓,張揚自身文化的合理性意義。但是自己的文化合理性意義究竟在哪里?有人相信或者堅信這種文化的血脈嗎?這使得很多士人開始擔憂道統(tǒng)的失墜,尤其經(jīng)過唐代中期的變亂,經(jīng)過五代的紛爭,歷史記憶一直困擾著士人,使他們開始認真考慮如何確認“正統(tǒng)”,以抵御“外患”,重建“道統(tǒng)”,以對抗包括蠻夷戎狄之文化侵蝕的問題。
這一民族和國家邊界意識的形成,直接后果是使得中國主要是漢族士人不得不嚴肅地面對“他國”與“異文明”。
他們開始對“出入境”加以限制,除了勘定邊界之外,還要限制“外國人”的居住區(qū)域。
對于外來的宗教、習俗和其他文明,士人有了一種基于民族主義立場的反感,也有了一種深深的警惕。
五? ? 漢族的和中國的,什么是漢族的和中國的?
宋代的一些特別的文化現(xiàn)象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宋代“中國”意識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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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史
唐代“邊塞詩”中有傾向戰(zhàn)或和的,政治立場并沒有絕對的正義與非正義差異。
宋代,堅持主戰(zhàn)成了士大夫中唯一“政治正確”,這也可以用宋代的詞匯稱作“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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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史
唐宋傳奇常被算到一起,但唐宋小說卻大不一樣,如三國故事大量產(chǎn)生于宋代。
自歐陽修、章望之、蘇軾、司馬光討論正統(tǒng)問題以來,這個“正閏”話題下面,就隱藏了宋代文人對于國家的焦慮,為什么是蜀漢?為什么不是曹魏?這背后其實是為什么是大宋,而不是遼夏的問題。
當宋人再度強力肯定了蜀漢的歷史正統(tǒng)位置,確立了劉備、諸葛亮、關羽的正面形象,強調七出祁山進攻中原的合法性以后,即使在金到元外族當政,一般思想世界仍是這種觀念占了上風,而且左右了后來所有關于三國的小說、戲曲和講書的感情向背,這表明了思想史上已經(jīng)確立了關于“中國”與“正統(tǒng)”的觀念。
宋元之際的知識分子歷史
無論“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還是不書劉宋年號,改以天干地支紀年的陶淵明,各朝交替之際不大有稱為文化群體的“遺民”,也不太會有堅持民族傳統(tǒng)本位的理念,更不曾成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普遍現(xiàn)象和成為關于“道統(tǒng)”的普遍思想。
但是在宋元之際,知識分子中“遺民”群體的出現(xiàn)和“道統(tǒng)”意識的形成,在某種意義上說反映了“民族國家”的認同意識。
在關于“中國”的各種觀念和話題里面,我們很可以看到當時人的感受、焦慮、緊張、情緒,而這些所呈現(xiàn)的一般思想世界,就成了精英觀念和經(jīng)典思想的一個背景與平臺,使他們總是在試圖證明“中國(宋王國)”的正統(tǒng)性和“文明(漢族文化)”的合理性,而這種觀念恰恰就成了近世中國民族主義思想的一個遠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