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觀察#

#產業(yè)觀察#

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

正解局出品

錢是辦事的基礎，沒錢，一切都是空中樓閣。

對政府來說，也是一樣。

1993年，當時中央財政占全國財政比重一度下降到22%，國庫告急！

中央財政收入比重趨勢圖

在當年的全國財政會議上，有領導就警告：照這個趨勢下去，2000年中央財政就要垮臺！

于是，分稅制改革啟動。

朱同志親率一個“談判團”先后到13個省，和各個地方談錢。

但現(xiàn)實情況是，分稅制改革涉及地方利益，阻力很大。

剛開始進行得都很順利，但到了廣東，卻遇到了“硬茬”。

在包干制下過得很舒服的廣東省明確表示不同意。

最后還是朱同志主談，并答應廣東以1993年為基年的要求，才談下來。

不是廣東人心中沒有大局觀，實在是因為當時的廣東身負重擔，最重要的是，廣東當時也是想盡量爭取一些對地方發(fā)展有利的政策。

畢竟，經濟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對一個城市命運的影響深遠。

分稅改革和稅制改革的邏輯

財政，是一個國家，也是一個區(qū)域經濟的縮影。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特別是40多年前改革開放和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國地方財政已發(fā)生過多次洗牌。?

每一次洗牌的背后，都是各個城市一次命運的沉浮。

這兩年，地方財政收入方面，上海一直排在廣東之后。

2022年，上海地方財政收入7608.19億元，廣東則為13279.73億元。

2022年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情況

單看這一年的數(shù)據(jù)，上海的地方財政收入還不到廣東的60%。

但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尤其是1959-1991年這三十多年間，上海的地方財政收入可是無人能及的。

最有標志性的年份，就數(shù)1960年了，那一年上海財政收入達121.1億元，而那一年，全國財政收入才572.29億元，廣東是19.51億元，只達到上海的零頭。

上海不僅是廣東的6倍，更是憑一己之力，占到了全國的1/5還多。

上海在財政收入方面的領先并不是偶然。

上海除了有政策基礎——1958年，原來屬于中央各部管理的企業(yè)陸續(xù)下放給了上海，還有工業(yè)基礎——上海不僅是當時遠東的第一大城市，工業(yè)基礎也極為厚實。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那時候，美蘇的科技正爭得面紅耳赤，而中國又面臨著經濟上被封鎖、外交上不被承認、軍事上受到核訛詐的尷尬局面。

上海就是在這樣的大環(huán)境下，克服了種種困難，實現(xiàn)了不少突破?。

最值得驕傲的突破，就是工業(yè)方面取得的成績：

重工業(yè)方面，建設了上海第五鋼鐵廠、上海重型機器廠等一批骨干企業(yè)；

輕工業(yè)領域，涌現(xiàn)出上海牌手表、海鷗照相機、紅燈收音機等翹楚品牌。

而更讓上海有底氣的，是從1966年開始，上海就成了中國半導體產業(yè)的重鎮(zhèn)，當時研制出的每秒100萬次的集成電路計算機，與日本同步，比美國僅僅晚5年。

對的方向加上踏實努力，使上海在1978年，除了在財政收入上占到全國總收入的1/8，工業(yè)產值更是占到全國工業(yè)總產值的1/6。

1978年各省財政收入情況

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上海又有了“新目標”，先后設立了汽車制造、通信設備制造、電站設備制造、鋼鐵、石油化工及精細化工、家用電器六大支柱產業(yè)。

目標有了，錢去哪兒整？

如果可以通過開放和學習，既能學到東西，又能拿到錢，為什么要說不呢？

于是，上海又與外資發(fā)生了新故事——積極引導外資。

那幾年，外資投向六大產業(yè)項目占比最高的時候，曾一度超過60%。

外資的流入，很快就促進了這幾大支柱產業(yè)順利開花結果。

于是就有了從“改革”到“開放”的那三十年，只要是中國工業(yè)需要帶頭人的時候，就有上海的身影。

廣東進入中國經濟強省的視野，是因為開放。

那是1957年4月，那一年的廣交會，讓廣州正式走入了商貿時代。

那時候，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大量建設物資都得從國外進口，但外匯卻很難搞到。

當時，外貿部也是急得團團轉。

1956年，時任外貿部駐廣州特派員的嚴亦峻看到廣東外貿系統(tǒng)先后成功舉行幾次小型物資出口交流會，產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既然小型交流會辦得不錯，為啥咱不辦個更大的？

于是，他趕緊給中央外貿部發(fā)了個電報，主張辦一個中國出口商品展覽會，沒想到，很快就得到了周總理的批準。

隨后，嚴亦峻又建議外貿部每年在廣州舉辦出口商品交易會，從此，廣交會就一直站在風云際會的舞臺。

廣交會

廣交會只是廣東外貿出口的一個縮影。

后來經過三十多年的厚積薄發(fā)，從1991年開始，廣東連續(xù)32年占據(jù)全國財政收入的榜首。

也就是說，從1991年開始，廣東在財政收入上已超過上海，位居第一并保持至今。

而如果從經濟總量來說，廣東成為老大的時間，還要更早兩年——1989年，深圳、珠海最早向農民工打開大門，“百萬勞工下廣東”轟動全國。

也是這一年，廣東以1381億元的經濟總量，首次站上了經濟榜單的首位。

廣東能在1980年代末快速興起，并保持30多年“霸主”地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廣東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從香港引進大量外資，發(fā)展出口貿易。

深圳就是改革開放最有說服力的一個縮影。

深圳在三四十年的時間里從一個沿海小鎮(zhèn)崛起為人口近1800萬，經濟總量僅次于上海、北京的大都市。

2003年，廣東的GDP更是超越了香港，僅僅在4年之后，又把我國臺灣省拋在了身后。

這也意味著，對于廣東來說，“對手”早已經不在我國大陸地區(qū)了。

但廣東也并非沒有過“煩惱”，在2008年金融危機不久，廣東曾同時出現(xiàn)過“企業(yè)倒閉潮”和“民工返鄉(xiāng)潮”。

然而，廣東省堅持“落后生產力”不能救，而是要把結構調整好。

之后的幾年，廣東的GDP和“老二”江蘇的差距一直在縮小，到2014年，兩省GDP只差2696億。

廣東1978年、1999年、2017年三次產業(yè)結構圖對比

當時，曾有看熱鬧不嫌事大的“聲音”大膽預測，江蘇應該會在2017年超過廣東。

然而，到了2016年底，被看好的江蘇不但沒有反超廣東，反而終止了過去8年兩者差距縮小的趨勢，兩地差距又重新被拉大了。

到了2019年底，雙方GDP差距又拉大到8000多億，并且，廣東的增長率明顯比江蘇快得不是一點半點兒。

而從此，在中國34個省級行政區(qū)里，廣東已經無人能敵了。

是什么讓廣東這么“霸氣”？

有人說是“廣東模式”。

“廣東模式”逐步形成了一套復雜的專業(yè)分工協(xié)作體系，使得廣東早就具備了“預適應”能力，一旦開放就能極好地適應外向型經濟。

疫情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在疫情肆虐的2021年，廣東的外貿依存度仍高達66.5%，幾乎是全國平均的兩倍。

2022年，廣東財政收入以13279.7億元的成績，更是將第二名江蘇的9258.9億元，甩出好幾條街。

而與從前不一樣的是，如今，國家又推出粵港澳大灣區(qū)戰(zhàn)略，就是瞄準美國紐約灣區(qū)和舊金山灣區(qū)、日本東京灣區(qū)，希望打造世界第四大灣區(qū)。

灣區(qū)除了香港、澳門，其他核心是廣東的廣州、佛山、肇慶、深圳、東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門9市。

廣東又成了國家戰(zhàn)略的重要執(zhí)行者和受益者。

這些年，東北無論在經濟上，還是財政收入，營商環(huán)境等等，都深受詬病。

東北讓全國上上下下，操碎了心。

事實上，幾十年前，特別是在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東北曾擔負新中國工業(yè)搖籃的重任。

東北曾經是新中國的工業(yè)搖籃

特別新中國成立之初，那時候，論煉鐵能力，東北占全國的71%；

論煉鋼能力，東北占全國的91%；

論軋鋼能力，東北占全國的50%；

論發(fā)電設備容量，東北占全國的30%……

那個時代的東北，風光無限，經濟發(fā)展領先全國，財政收入排名靠前。

1959年，遼寧財政收入排名躍居前二，僅次于上海，保持前三水平直到1991 年；1971年，黑龍江財政收入躍居第四，一直保持前五至1979年。

然而，隨著中國的工業(yè)布局更加合理化和市場化競爭，東北大量國企倒閉，大批工人下崗，長三角、珠三角的民營企業(yè)崛起，東北工業(yè)一家獨大的情況發(fā)生了重大改變。

到了20世紀90年代，東北地區(qū)經濟發(fā)展受多方面因素影響，逐漸落后于東部沿海地區(qū)。

甚至在1980年，黑龍江財政收入從第五跌出前十，此后再未躋身前十。

而遼寧財政收入在1992年跌出前三，2000年跌出前五，2015年跌出前十，2022年排名繼續(xù)下滑至全國第18位。??

東北也在不斷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

最近，這個昔日的工業(yè)搖籃又有了重大變化。

前段時間，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的第一季度經濟數(shù)據(jù)顯示，東北三省的GDP增速，集體跑贏全國平均水平。

吉林更是以8.2%的增速排在全國第一。

更加值得關注的是，這次的集體增長，可不是吃老本，也沒有靠能源之類的傳統(tǒng)產業(yè)。

這次集體增長，靠的是先進制造業(yè)。

比如，此次遼寧增長最快的是裝備制造業(yè)，包含汽車、航空航天、船舶制造等等，同比增長了21.8%。

吉林的工業(yè)增長中貢獻最大的也是汽車制造業(yè)，同比增長7.8%。

黑龍江的裝備制造業(yè)也是最大的貢獻者之一。

省會哈爾濱，第一季度在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設備制造方面，增長了43.6%。

除此之外，東北還面臨一個地緣格局下的新外貿機遇。

最近兩年，咱們對歐盟和美國出口的壓力不小，但對俄羅斯和東盟的出口，卻增長得很快。

按照海關總署發(fā)布的數(shù)據(jù)，今年第一季度，吉林和俄羅斯的貿易額差不多是翻了一倍，黑龍江增長了1/4，遼寧漲了3/5。

更值得期待的是，東北對俄羅斯的外貿增長，很可能只是個開始，更大的增長還在后面......

而一旦淘汰落后工業(yè)產能，找到高質量的經濟增長動力，東北就還是那個養(yǎng)活共和國不可或缺的“長子”。

中德沈陽裝備制造產業(yè)園?圖片來源：新華網(wǎng)

2023年一季度東北經濟的回暖，2022年山西、內蒙借助國際大宗資源價格暴漲，山東經濟增量超過浙江……

中國區(qū)域格局以及地方財政貢獻已然發(fā)生了重大變化。

但數(shù)據(jù)并非一切，數(shù)字的背后還有著更為復雜的“套路”。

如果單從GDP和地方財政貢獻率看，很容易產生誤導。

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我們每個城市的資源大都由中央政府調配。

尤其是稅收方面，更是有著特殊政策。

而對國家的貢獻率，也不是僅僅體現(xiàn)在地方財政收入上。

畢竟，這個幅員遼闊的大國，不同地區(qū)之間是有分工的。

比如江南保障了國家財政安全，東北保障了國家的糧食安全，山陜保障了國家的能源安全，疆藏則負責國防安全……

這盤棋分工各有不同，但沒有誰真正地掉隊，也沒有誰愿意掉隊。

那些所謂“被養(yǎng)活”的省份，也都在以另一種方式反哺國家。

而所有種種，都是為了財政體制改革決定里，那個很重要的提法：

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