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是中國全真教發(fā)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在這一時期，全真教由民間走向上層社會，教團組織漸趨完備，教義教規(guī)逐漸體系化，并出現(xiàn)了許多新的全真教派別。王常月作為明清時期推動全真教龍門改革的重要人物，對全真教的中興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無論在全真教歷史上，還是在整個道教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王常月的龍門改革是全真教發(fā)展史上重要的一步，經(jīng)他改造后的全真教龍門派擺脫了原全真教作為有元一朝官方宗教的弊端，使全真教在教義、教儀、教規(guī)及教團組織方面的理論體系和管理體系更加完善。

與此同時，王常月的道教改革思想得到清朝統(tǒng)治階級的支持，使得全真教在當時盛極一時，成為與儒釋并立的宗教，這對全真教廣泛傳播和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因此，王常月在道教歷史上的地位和影響無疑是非常重大的。

一、走向官方

王常月經(jīng)過道教改革后，全真教成為清朝統(tǒng)治者非常重視的宗教，使全真教在有明一代沉寂之后重新在歷史上得到統(tǒng)治階級的重用，全真教從民間宗教成功地過渡為官方重視的宗教，對全真教的發(fā)展和傳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全真教在元朝時期，統(tǒng)治階級中就有很多人信奉。因此，全真教在統(tǒng)治階級中的傳播已經(jīng)比較廣泛了。尤其是丘處機掌教時期，其在教義上對儒佛思想的吸收以及對民間宗教的低毀，受到統(tǒng)治階層的歡迎。

由于全真教被最高統(tǒng)治者所推崇，所以，全真教發(fā)展至元末出現(xiàn)了貴盛的狀況。明朝時期則情況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由于自身的弱點加之與元朝的關系，所以，受到了明朝統(tǒng)治者的強烈排斥，出現(xiàn)了相當沉寂的局面。

雖然也有極少數(shù)全真教教徒，受到統(tǒng)治者重視，但是絕大多數(shù)是正一教的道士。因此，全真教道徒中加入統(tǒng)治階級的極其罕見，甚至可以用幾乎絕跡來形容當時之狀況，可見明朝這一時期的全真教并未得到統(tǒng)治者的支持，只在民間秘密傳播，因此，從本質(zhì)上說此時它是一個民間宗教團體。

經(jīng)過王常月的改革，全真教在組織制度、教義教規(guī)等方面迎合了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成了為統(tǒng)治階級服務的工具，與明朝的全真教有著很大的不同。全真教從此由民間宗教再次變?yōu)楣俜阶诮?，得到了統(tǒng)治階級的大力支持。

清朝順治帝是全真教在有明一朝相當沉寂后第一個重視全真教的皇帝?！恫赝獾罆酚涊d順治帝賜王常月為“國師”。而且在順治十三年年、順治十五年年、順治十六年年三次奉順治帝的旨意在白云觀開壇說戒，一時受戒者絡繹不絕，其中不乏貴族統(tǒng)治者。

之后，清圣祖康熙即位后仍對王常月加以支持，后來并兩次救修白云觀，而且死后康熙帝贈號為“抱一高士”這說明清朝初期階段順治和康熙皇帝都是道教的崇奉者。

全真教在道教歷史上享受到自元朝以來崇高的待遇，使得全真教可以借助國家政權的力量得到大量的推廣，不僅在統(tǒng)治階層中得到長足進展，而且也在下層群眾中得到廣泛的傳播。

其表現(xiàn)在下層社會的信教群眾大量增加，同時并出現(xiàn)了一批比較著名的道士，如黃守正、陶守貞、呂守璞、盛青壓、黃守中等等。

由此可見，全真教經(jīng)過王常月的改革，發(fā)展速度是極其迅速的，而且得到統(tǒng)治者的大力支持。因此，我們可以說全真教得到如此高的待遇，王常月功不可沒。王常月的改革，不僅使全真教在下層群眾中得到了發(fā)展，同時也在上層統(tǒng)治階層中撒下了種子，對全真教的中興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滿清漢化

王常月的龍門改革中吸收了儒佛思想，其整頓后的全真教律宗實際上是儒釋道三家思想相融和的產(chǎn)物，有利于推動滿族統(tǒng)治者的漢化過程。由于王常月的改革符合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需要，被清朝統(tǒng)治者所推崇，對于促進清朝政權的漢化，維護清政權的穩(wěn)定起到一定的作用。

王常月生活的年代，大約是明末清初時期。當時的中國是極其混亂的，明末農(nóng)民大起義，清軍入關，抗清運動此起彼伏。滿清貴族入主中原后，建立清政權，經(jīng)過幾十年的艱苦征戰(zhàn)，才結(jié)束了這種混亂的局面，形成了相對穩(wěn)定的局面。

由于滿族原是東北邊疆落后的少數(shù)民族，其文化與中原的漢族文化有很大差異，滿清政權要在中原站穩(wěn)腳跟，必須接受中原的漢文化傳統(tǒng)。雖然之前也有過一些接觸，但是層次還是比較低的。

所以滿族入主中原之初，以勝利者的姿態(tài)，君臨天下，不把漢人及其文化放在眼中，且以本民族“淳樸為俗，簡單為化”的風尚為傲，極力維護自己民族風尚的純正性。

但是，在長期與漢文化的交往中，深刻的感受到本民族文化受到漢民族文化的嚴峻挑戰(zhàn)，于是在滿清貴族的心目中，形成了一種本能的對漢文化敵視的心態(tài)，這導致了在滿清入關之初民族矛D異常嚴峻的局面。

但是，順治帝在其過程中，對漢族地區(qū)的文化有著深刻而清醒的認識，因此，對漢族地區(qū)的儒家思想以及佛道的社會教化功能己經(jīng)比較認同。

王常月的道教改革使全真教在教義、教儀、教規(guī)等方面都迎合了滿清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需要，因此，順治帝賜封他為“國師”。把其全真教提高到官方的地位，這對順治帝鞏固其建立的政權是有積極作用的。

王常月的道教改革思想中明確的提出了道民守法尊君的主張，這種本土道教文化對百姓的教化，正是入主中原的滿清統(tǒng)治者維護其統(tǒng)治所必須的。順治帝在利用全真教的社會教化功能為其政權服務的同時，他也認同并接受了漢族的文化，對儒家文化和佛教進行重用。

雖然儒道佛三家都很尊重，但是，對儒家文化最為推崇，也就是在儒釋道三家思想文化的抉擇中，對儒家更為推崇。這是因為，儒學提倡入世，而全真教和佛教更注重的是出世，這是不符合統(tǒng)治者需求的。這就為全真教在短暫中興后在清朝越來越衰落埋下了伏筆。

王常月清整戒律后的全真教融合了儒釋道三家的思想，并且以符合統(tǒng)治階級利益的倫理思想來改造全真教的教規(guī)教義，是漢民族文化的重要一支。

因此，全真教的傳播過程同時也是漢民族文化在滿清政權中滲透的過程。全真教得到順治帝的重視，是與王常月自己本身有著很大的關系，他博覽三教典籍，可以說對三教都非常了解。再加上他能審時度勢，所以受到了統(tǒng)治者的重視。

由于受到統(tǒng)者的重視，王常月為代表的道教文化在清政權中得到了推廣，從而促進了滿清政權的漢化，無論對民族團結(jié)還是社會安定都起到了積極的作

三、支派繁衍

全真教在明朝極其衰落的情況下，出現(xiàn)了一個回流，呈現(xiàn)出一派中興現(xiàn)象，這是王常月龍門改革的結(jié)果。此時的全真教在教義教規(guī)上沒有什么大的發(fā)展，但是卻完備了全真教的教義與教理等方面的內(nèi)容。

這無疑歸功于龍門派第七代律師王常月，他在要求戒行精嚴的基礎上，使全真教在走向世俗化和深入民間中，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但是，我在這里主要闡釋一下對全真教本身的影響。筆者認為其貢獻就是促使全真教開創(chuàng)了很多派別。故有“龍門、臨濟半天下”之說，下面具述之：

首先從其弟子創(chuàng)立支派說起。王常月由于受到統(tǒng)治者的重視，奉旨各地傳教，在傳教中傳授了眾多弟子，其弟子也抓住機會，紛紛傳教授戒。其中著名的有以下五派：

黃守正，字得一，號虛堂子，江南常州人。后受王常月三壇大戒，開創(chuàng)蘇州滸墅關微院。

陶守貞，原名然，號靜庵，生于蜀，順治十五年，受戒于白云觀，開創(chuàng)金蓋山云巢支派。

呂守璞，原名榭，字端虛，號云隱，姑蘇常州人。其父貞九繼承清微派，為二十三代法師。后受戒于王常月，創(chuàng)蘇州冠山支派。

盛青壓，號金筑老人、退密山人、樵云、金大滌等，江南桐城人，明末進士。由于世云滄桑，乃隱于余杭天柱山，后受戒于王常月，開創(chuàng)余杭金筑坪天柱觀支派。

黃守中，自稱“野怛婆閣”，遠近都稱其為雞足道者。后拜王常月于京師，王常月贈名為黃守中，創(chuàng)立云南雞足山西竺心宗。

其次從再傳弟子龍門派第九代創(chuàng)立支派說起。主要有四派：

杭州金鼓洞支派：黃守元弟子周太郎所創(chuàng)。

嘉善長春宮支派：呂守璞弟子邱太生所創(chuàng)。邱原名圣集，號寅陽，嘉善人。

無錫長春宮支派：呂守璞弟子錢太華所創(chuàng)。錢太華號函陽，師呂守璞，受三大戒，出駐無錫長春宮，演律傳宗，開創(chuàng)無錫長春宮支派。

崇道觀支派：范太清所創(chuàng)。太清號青云子，湖廣江夏人。

第三，從龍門派第十代說起，主要也有四派：

浙江天臺上桐柏宮支派：周太郎弟子高清顯所創(chuàng)。高清星字東籬，祖籍山東寧海，寄居長白，以父官隨居臺灣。

杭州機神殿支派：許清陽游金蓋山返回杭州所創(chuàng)，由此，可推之是盛青壓一派的弟子。

西蜀青城山碧洞宗：詹太林弟子陳清覺所創(chuàng)。陳清覺號寒松、煙霞，湖北武昌人。羅浮山南宮派李清秋所創(chuàng)，生平不詳。

這是歷史的選擇，是不可能阻擋的。此種情形，也同樣說明了此時的道教與儒釋兩家不可

比肩。全真教要想發(fā)展，唯有如此而王常月恰恰就適應了這種形式，從其整個改革過程來看，我們不能不說他是很有前瞻性的，對全真教無疑是巨大的推動，因此可以說他是全真教明清之際的偉大改革家。

總而言之，王常月作為明末清時期一位重要的龍門派改革家，其道教改革思想是極其系統(tǒng)而完備的，在實踐中是切實可行的。他的思想不僅在全真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整個道教史上同樣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改革思想對后世道教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進一步促進了儒釋道三教的融和，加速了滿清社會的文化先進化進程。

同時，對促進民族團結(jié)、維護社會安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雖然王常月改革的全真教隨著順治帝和康熙帝滅亡而漸趨衰落，但其在道教史上的地位及其影響卻是不容置疑的。第四，從龍門派第十二代說起，主要有五派

余杭南湖三元宮支派沈一炳弟子陳陽復所創(chuàng)。陳陽復，號樵云，浙江歸安人。余杭銅山半持庵支派沈一炳弟子周陽本所創(chuàng)。周陽本原名道照，字用霖，號梯霞，浙江海寧人。

歸安射村開化院支派沈一炳弟子費陽得所創(chuàng)。費陽得原名漢文，字通真，號月一心，吳興人。

杭州天真山登云觀支派錢陽傲所創(chuàng)，不知其祥。

婁東鶴梅館支派金蓋山嗣龍門派第十二代弟子王陽詔所創(chuàng)。陽詔原名沼，字涵碧，號白石，太倉諸生。

第五，從龍門派第十三代說起，主要有一派

蘇州裝嫁橋斗母宮支派王來真所創(chuàng)。王來真初名來坤，字孟生，姑蘇人。上述種種派別都是師師傳承，然后自創(chuàng)支派。但是，我們有一點必須明確，它們都是以王常月為開端的，經(jīng)王常月公開傳戒，弟子眾多，然后弟子再傳，持續(xù)不斷，從而產(chǎn)生了眾多的龍門支派，可見王常月其思想影響之大。

四、三教融合

王常月融合儒佛兩教是無容置疑的。但是，與初創(chuàng)時期的全真教己經(jīng)有了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此時的全真教吸收了更多的儒學思想，與初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初期全真教，提倡出家背俗，舍絕人世的一切為宗旨，與儒家倫理大相徑庭。

但是，到了王常月一改其面貌，極力調(diào)和兩者的關系。把修道的立足點放在修道中如何運用儒家的倫理思想來進行實踐。在論述入世與出世，人道與仙道，凡人與圣人的關系中可見一般。最典型的就是所宣揚的三壇大戒中儒學思想尤為明顯，處處體現(xiàn)著儒學的影子。

為了貫徹這一原則，他以神的名義來義號召教徒信眾們悟守三綱五常，如在論述仙道與人道的關系時說“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一若不了此八個字，人道就不全了，不全了，如何進得仙道”。

可見，王常月對儒家倫理道德是非常認同的。除了借鑒儒家倫理道德思想進行修道外，還借鑒了佛教的思想，比如對三壇大戒的認識，認為初真戒是戒，中極戒是定，天仙大戒是慧。給予道徒一個明確的修道方式，這與初期全真教修道方法模糊不清截然不同。而且在修道論述中還論述了佛教的因果報應說和輪回學說。

總而言之，王常月的改革思想是極其系統(tǒng)的，融合三教傾向是明顯的。就其原因，我認為與自身修道中博覽三教典籍和自己清醒的政治頭腦有著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因為在其內(nèi)心深處，感覺振興全真教，必須這樣做，這是歷史的選擇，是不可能阻擋的。

此種情形，也同樣說明了此時的道教與儒釋兩家不可比肩。全真教要想發(fā)展，唯有如此而王常月恰恰就適應了這種形式，從其整個改革過程來看，我們不能不說他是很有前瞻性的，對全真教無疑是巨大的推動，因此可以說他是全真教明清之際的偉大改革家。

總而言之，王常月作為明末清時期一位重要的龍門派改革家，其道教改革思想是極其系統(tǒng)而完備的，在實踐中是切實可行的。

他的思想不僅在全真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整個道教史上同樣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改革思想對后世道教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進一步促進了儒釋道三教的融和，加速了滿清社會的文化先進化進程。

同時，對促進民族團結(jié)、維護社會安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雖然王常月改革的全真教隨著順治帝和康熙帝滅亡而漸趨衰落，但其在道教史上的地位及其影響卻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