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了解三國歷史的朋友們可能知道，陳壽編撰的史書《三國志》在明面上是“尊曹”的，比如曹操的傳記是皇帝的本紀，而劉備和孫權(quán)的傳記都是諸侯臣子的列傳。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在讀過《三國志》的具體文字后認為：陳壽編撰的《三國志》對曹操其實是明褒實貶。

因為西晉的官方態(tài)度是“尊曹”，所以陳壽不能公開批評曹操，甚至要隱瞞曹操的某些惡行。因此陳壽是用“春秋筆法”對曹操明褒實貶的，比如陳壽在《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最后給曹操寫的總評：

漢末，天下大亂，雄豪并起，而袁紹虎摉四州，強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nèi)，閴申、商之法術(shù)，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yè)者，惟其明略最優(yōu)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在中國古代的政治評價體系中，“德”是皇帝（尤其是開國皇帝）最重要的評價指標，其次才是“功”和“才”，即所謂的“天數(shù)有變，神器更易，而歸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也”。然而陳壽在總評中贊揚了曹操的“功”和“才”，但曹操的“德”卻一筆帶過，而帝王專屬的“德”更是沒有。

而陳壽給劉備的總評是：“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fēng)，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托孤于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quán)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與曹操的總評相比，陳壽對劉備的總評幾乎都是贊揚劉備的“德”，“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更是皇帝才應(yīng)該有的“德”。而且陳壽評價劉備是“英雄之器”，對曹操的評價卻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按照東漢末年和三國時代的評價體系，“英雄”是高于“杰”和“人”的評價。

另外，陳壽將劉備與漢高祖劉邦相比，而曹操與申不害、商鞅、韓信、白起這四個臣子相比。綜合來講，陳壽用“春秋筆法”隱含地表示曹操不是“有德帝王”而是“非常之臣”。在三國的三巨頭中，只有劉備才是陳壽心中真正的“有德帝王”，這對曹操來說自然就是明褒實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