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900年來，對于岳飛被害的原因，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有人認為，由于宋高宗趙構之母韋太后在金國手上，而金國將殺岳飛作為釋放韋太后的一個主要條件，雙方達成了這樁見不得光的交易，故而注定了岳飛的結局。 有人認為，岳飛功高蓋主，曾拒不聽命，直到連下十三道金牌才班師回朝，所以宋高宗擔心岳飛有所圖謀。南宋在與金國達成議和后，雙方休戰(zhàn)，所謂“飛鳥盡、良弓藏”，歷來重文抑武的宋朝在穩(wěn)定局面后，為了避免私家軍（軍隊私有化）進一步發(fā)展，威脅朝廷統(tǒng)治，故而對岳飛起了殺心?！独m(xù)資治通鑒》“卷第一百二十四”記載：“必殺飛，始可和?！奔幢仨殮⒘嗽里w，方可紹興議和。岳飛孫子岳珂也在自己編撰的《鄂工行實編年》中提及金國大將金兀術曾經有一封“兀術遺檜書”，信中言：“必殺飛，始可和?！?

有人認為，因為岳飛一直主張迎回徽欽二帝，影響到皇位繼承問題，故而被殺。眾所周知，宋高宗趙構沒有子嗣，岳飛曾力勸高宗早日立儲，以安天下人之心，否則人心動蕩，社稷恐有不保之虞。耿直的岳飛甚至還替宋高宗物色好了人選，將趙構的一個侄子推薦為皇位繼承人。

有人認為，因為岳飛為人剛直不阿，不能領會宋高宗偏安一隅的意圖，屢次觸怒龍顏。 可是，縱觀這些說法，居然鮮有提及國有化改革的。一旦改革，必然觸及大批人的利益，因而引發(fā)政治格局的變化，甚至改朝換代。歷史上被黑的很慘的帝王不少，有千古一帝秦始皇，也有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就連商朝紂王也因改革觸動貴族階層利益被口誅筆伐，留下千古罵名。當然，紂王也有自身的問題，此處不贅述。 要想穿透層層迷霧窺得歷史真貌的一角，得從康王趙構如何登基說起。 靖康之變后，北宋末年宰相張邦昌（1081年－1127年，字子能）于靖康二年（1127年）被金人冊立為傀儡皇帝，以江南為中心建立了一個偽楚政權，國號曰“大楚”。金人之所以這么做，是為了防止宋朝東山再起，故“推異姓堪為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冊命”，選了一個異姓人來當建立新國當皇帝。 彼時，秦檜以一個“忠君愛國”的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慷慨激昂、義憤填膺地怒斥張邦昌賣國求榮，并當眾揭發(fā)其罪行。 連秦檜這樣的人都不贊成張邦昌稱帝，可見其有多么不得人心。 張邦昌自然也知道這點，所以在有人勸他早日登基時，曾主動上演過以頭撞柱、被人救下，而后絕食的戲碼。若真是一心求死，誰能攔得??？演戲，不過也是為了試探一下眾人的真實反應，看看有多少人支持自己而已。 結果，張邦昌很快發(fā)現，對于自己登基為帝，不但百姓不認可，軍隊也不支持。 當發(fā)現支持自己的人寥寥無幾之后，張邦昌心里也就明白了。 三月初七，張邦昌即位，國號大楚。他不在正殿辦公，也不舉行朝廷例會，不肯接見大臣，禁宮中所有門戶都按照其要求加以鎖封，封條上題寫“邦昌謹封”，可謂行規(guī)步矩，小心謹慎。為了給自己留條后路，張邦昌不穿龍袍，不坐皇帝龍床，只是在龍床西側放把椅子坐，飲食起居等一概不用天子禮，稱呼自己時不稱“朕”，而稱為“予”，傳諭時亦稱“宣旨”、手詔稱“手書”。 就這樣，提心吊膽地過了三十三天偽皇帝的生活。 待金人北撤，張邦昌立即請元祐皇后垂簾，即刻安排親信拿著自己的手書奉迎康王趙構即位。 康王趙構能夠逃過一劫，是因為金人一過黃河，他就聽到消息，逃往山東，并因過于驚嚇永遠失去了傳宗接代的能力。 康王趙構被迎回后，在應天府（即今日河南商丘）登基稱帝，時年二十，是為宋高宗，改年號建炎，史稱“南宋”。登基后沒幾天，趙構由于擔心安全，很快便遷都至揚州。 趙構受過良好的皇家教育，內心自然對左右趙家江山的變節(jié)士族頗為忌憚，但又不甘愿受其擺布，想等自己羽翼豐滿后，動手改革，順便剪除一下掣肘自己的勢力。 不料，一些變節(jié)茍活的士族大臣很快就發(fā)現趙構不那么聽話，由于擔心自己遭到清算，便私下合謀，在建炎二年發(fā)動了建州兵變。 建州軍卒數千人，推葉濃、葉明珍、范擒虎為首領，于六月初一日發(fā)動兵變，殺官吏，盜州觀察使印，突城而出。八月，建州叛軍攻入政和、松溪，至九月又陷浦城，攻城掠地殺入浙江龍泉，一路所向披靡。十一月，叛將葉濃與張浚軍大戰(zhàn)于建州城下，大敗后率殘部東走。十二月初十，被趙哲招安。不久，張浚以“復謀為叛”罪名擒殺葉濃。 建炎三年（金天會七年，1129年）正月，金兵再次南下，奔襲揚州。江淮制置使劉光世率兵在淮河阻擊金軍，然而尚未等到金軍臨近，宋軍卻先潰散而去。宋高宗束手無策，二月初一時只得下令，始聽士民從便避兵，又令御營右軍副都統(tǒng)制

劉正彥率部兵護送皇子和六宮后妃先去杭州。

隨后，金軍攻占楚州（今江蘇淮安），大敗天長軍，此時距揚州僅有百余里地。由于敵軍來勢兇猛，膽戰(zhàn)心驚的宋高宗在王淵的建議下，沒有通知時任宰相黃潛善和汪伯彥，決定輕裝簡從，經鎮(zhèn)江逃往杭州。 黃潛善、汪伯彥之流，面對金兵來襲，只是一味屈膝投降，激起朝野極大的不滿與憤慨，后被宋高宗下旨罷免。而主張護送趙構逃亡杭州的王淵，原本與被罷免的黃潛善、汪伯彥是一丘之貉，卻因護主有功，得以擢升。 扈從統(tǒng)制苗傅對此忿忿不平，且頗為妒嫉。 而御營右軍副都統(tǒng)制劉正彥也因自己有功而賞賜甚微，對趙構大為不滿。 于是，苗傅、劉正彥二人遂合謀造反，借口官僚對王淵、宦官康履等人的不滿與憤恨，趁劉光世、張俊、韓世忠等大將分守江防要塞、杭州后防空虛之際，于建炎三年三月初五率領杭州本地軍隊發(fā)動政變，先設伏兵于城北橋下，擊殺王淵，又包圍康履住宅，屠戮滿門。 隨后，二人王淵首級，率軍攻入宋高宗趙構的行宮，先迫使趙構令中軍統(tǒng)制吳湛捉拿康履，待康履被帶至閣樓下，苗傅立即將其當場斬殺，其后又逼迫趙構退位，將皇位傳給自己年僅三歲的兒子，下詔請隆佑太后（宋哲宗皇后孟氏）臨朝稱制，垂簾聽政。 如此這般，江南本地士族便以孟子后人、宋朝第七位皇帝宋哲宗皇后、隆佑太后之名，把持了朝政。這便是“苗劉兵變”。從事情的結果來分析，此事極有可能是典型的后宮與前朝文臣武將勾結的一次政變密謀。 然而，處于大后方的杭州行宮中發(fā)生的這一切，鎮(zhèn)守前線的南宋軍方各大將領并不知情。宋時，北方尚武，南方重商，因此宋朝軍隊的精銳大多來自于北方世襲軍戶。 宋徽宗、宋高宗時期推行的包括鹽茶專營、礦產國營等變法，主要針對的是南方，而對北方幾乎沒有什么影響。南方豪族階層既得利益受損，必然千方百計阻撓，甚至反抗，于是密謀兵變，廢立皇帝的一幕便發(fā)生了。 不過，這一行動只想快速地把“生米煮成熟飯”，并未考慮軍隊（北方）因素，根本沒有提前知會各軍將領。對于西北軍而言，我們在前線浴血奮戰(zhàn)，守衛(wèi)后方，后方一群蝦兵蟹將卻不打招呼，偷偷改天換日，孰可忍孰不可忍。于是，當劉光世、張俊、韓世忠等西北軍將領獲知消息后，立即率大軍殺回杭州。苗傅、劉正彥聞訊逃至福建，后被捕獲，押解回臨安，剁為肉泥。事畢，在上述軍方將領的支持下，趙構復位。 因為劉光世、張俊、韓世忠等人有擁戴之功，故宋高宗對其委以重任，大為封賞，下旨三人各領三鎮(zhèn)節(jié)度使頭銜，加“輔國功臣”號，殊榮備至，位極人臣。 為了避免重蹈覆轍，吃一虧、長一智的宋高宗又將身邊的親衛(wèi)全部撤換成了西北軍。有鑒于此，即便秦檜大權在握時，也動不了趙構分毫。 不過，沒過多久，重新即位的宋高宗又發(fā)現了一個問題：以劉光世為首的西北軍雖然支持他穩(wěn)坐帝位，但卻不支持北伐。 還記得建炎三年，金兵南下時，奉命在淮河一線阻擊敵軍的劉光世是怎么干的嗎？ 敵軍未至，其麾下宋軍便潰散而去。 除此之外，劉光世多次遇到金軍，不僅不會主動攻擊，甚至還會違抗圣旨，往回后撤。史書稱“御軍姑息，無克復志”，飽受詬病。 難道，這劉光世有問題？ 究其原因，靖康之變后，北方名義上是女真控制，但其實女真作為部落形態(tài)，是缺乏管理國家的能力的，因此，它不得不啟用當地的世家大族來實行管理。而女真部落所要做的，就是維持自己的統(tǒng)治地位，只要能維持統(tǒng)治地位，什么條件都可以答應。 宋朝每年歲貢給金國的賠款，完顏宗弼就同意將其百分之四，錢一萬貫、絹一萬匹，作為回扣，以賞賜的名義留給了秦檜。當然，金國表示，對于秦檜在北方的財產予以“合法保護”。秦檜的岳丈王仲山，人在江西撫州出任當地知州，但史料顯示，其名下在北方、尤其是山東濟南有大量田產。 金國為了拉攏南宋朝廷的貪官污吏，使用各種手段，還承認他們在北方的一切資產，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不僅如此，還告訴這些貪官污吏，他們在北方的所有土地，皆不用交稅。 光是這一條，財政緊張的南宋朝廷就很難做到。 位列七王之首的劉光世（1089年-1142年）出身西北將門世家，其在西北、在金國控制范圍內有大量田產宅第商鋪，金國既然承諾保證其資產安全，他怎么可能有動力參與北伐呢？ 當宋高宗發(fā)現問題后，便逐步采取措施削弱劉光世手中的兵權，轉而扶持韓世忠、岳飛、劉琦等將領來制衡。韓世忠、岳飛、劉琦等人有個特點，皆出身寒微，不是世家大族，換句話說，就是屬于什么都沒有的“無產”階層，只能仰仗皇帝青睞，唯有一心跟著皇帝混。 紹興六年，抗擊劉豫南侵時，劉光世臨戰(zhàn)退卻，幾誤戰(zhàn)機。 紹興七年二月，言官上疏彈劾劉光世，“昨退保當涂，幾誤大事，后雖有功可以贖過,不宜仍握兵柄”，“其軍律不整，士卒恣橫”。 南宋名臣張浚（1097年-1164年，字德遠，世稱紫巖先生）從淮上歸來，亦稱劉光世“沉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拂然”，請罷兵權。 紹興七年（1137年）四月，劉光世引疾，罷去兵權。 同年八月八日，其麾下行營左護軍統(tǒng)制官酈瓊、王世忠、靳賽等發(fā)動叛亂，殺死監(jiān)軍官呂祉等人，裹脅全軍四萬四千人，并百姓十余萬投降金人傀儡偽齊劉豫，史稱

“淮西兵變”。

唯有王德部所屬八千人，沒有投敵叛變。這給正在謀劃進圖中原的張浚以沉重打擊。 本來，按照宋高宗的構想，是打算在劉光世解職之后，由岳飛來節(jié)制淮西軍的。紹興七年三月上旬，宋高宗由平江進至建康，于寢閣單獨召見了“禁衛(wèi)從行”的岳飛，謂之曰: “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張俊、韓世忠不受節(jié)制外，其余并受卿節(jié)制?！?由此可見，淮西軍是準備交給岳飛的。此外，趙構還親書詔令，交與岳飛，讓其接收淮西兵時交付王德等人。 然而，此事一波三折，卻遭到秦檜與張浚等人的反對。 據《宋史·高宗紀》記載：“秦檜等以合兵為疑，事遂寢?！?需要指出的是，二人雖然同時反對岳飛節(jié)制淮西兵，但出發(fā)點卻并不相同。 秦檜主和，是擔心岳飛兵權太大，其抗金堅決又善于用兵，必對金軍造成極大的困擾。而張浚主戰(zhàn)，作為身兼都督的右相，他是希望都督府不只是一個空架子，應擁有一支隸屬于都督府的軍隊聽憑調遣，以便運籌帷幄。 “淮西兵變”對南宋的統(tǒng)治是一次沉重打擊，叛將酈瓊很快成為金兵南下入侵的帶路先鋒和主力。金軍南下掠奪主要有兩大主力，一個是前遼降將韓常，一個便是劉光世手下大將酈瓊。 此后，為了籌備北伐所需的軍餉、糧餉，南宋朝廷只能增加稅賦。越是征稅，南方豪族、江南世家就越是抵觸。 為了從一定程度上解決軍餉，南宋朝廷還不得不放開權力，讓各路私人化的“家軍”壟斷其轄地內的稅賦乃至釀酒等商業(yè)活動，而此舉在解決一些問題的同時，卻又妨害了南宋政權的財政統(tǒng)一。要想改革家軍體系，亦是舉步維艱。 紹興十年，宋高宗下令頒布的一條政策，徹底激發(fā)矛盾，導致岳飛被害。 根據《宋史》“高宗六（本紀）·卷二十九”記載，紹興十年二月，“壬戌，詔新復州軍蒐舉隱逸，諸路經理屯田?！?即新近收復的北方州縣，但凡發(fā)現當地士紳隱藏田地，沒有向朝廷繳納稅賦，一律充公，改成官田，由岳飛、韓世忠等諸路將領接手改為軍屯。 須知，歷朝歷代，地方士紳豪族隱匿田產，減逃賦稅，皆十分普遍。宋高宗詔令直接將隱匿的田產做充公處理，不得不說，這個改革力度著實有點大。他忘記了很重要的一點，中興四將之一的張俊麾下，有大量的西北軍戶，不僅如此，宋軍中絕大多數也是西北人，楊沂中、王德等等，莫不如是。為了生存，為了改善生活，許多西北軍戶都有隱匿的私田。 宋高宗這一條詔令，必然不得“人心”。 紹興十一年，掌管禁軍的楊沂中利用金兵再次南下掠奪的時機，將殿前司三萬禁軍調離京城，帶往前線。與此同時，張俊卻率麾下八萬人馬從濠州前線突然撤退，直接殺向杭州，控制了宋高宗。由是，宋高宗的政治生涯到此終結，大權旁落至秦檜、張俊等人手中。 1134年（紹興四年），岳飛首次北伐，收復襄陽、信陽等六郡。根據南宋史學家李心傳編撰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記載，宋高宗將襄陽六郡交與岳飛打理，作為改革試點，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李心傳是南宋官員，其父為南宋宗正寺的主簿，宗正寺是管理皇家事務的官署，明清時代稱“宗人府”。李心傳利用父親宗正寺主簿的特殊身份接觸到了一些宋高宗時代的機要文件，遂編寫了《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一書。該書記載了宋高宗時代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重大事件，同時也記錄了與之對應的金國方面的信息，很多材料出自官方檔案，相對而言，比較全面，也比較深入。

該書記載，岳飛在鄂州管理的房產、從鹽茶酒類等生意中產生了不少商稅，每年可達200萬貫以上，而經營的屯田，每年則可收稻谷十八萬擔。最關鍵的是，這是宋高宗與岳飛在湖北一起做的土地資產國有化的一個嘗試，一旦成功，就會逐步向全國推開，從而在很大程度上解決南宋面臨的財政問題、軍費問題。 然而，岳飛同意，并不代表秦檜、張俊等士族、豪族代表同意。因為宋高宗和岳飛所做之事，國有化改革的目標，是這些士紳豪族的財產，他們能答應嗎？ 正因為如此，作為改革試點先鋒的岳飛，就變成了既得利益集團的眼中釘、肉中刺，——哪怕是制造一個莫須有的罪名，也要想方設法除之而后快。

最后，禍國殃民的秦檜背負千古罵名，遺臭萬年，但他在南宋卻得了善終。不僅如此，張俊也深得“名聲”，亦是善終。 紹興二十四年（1154年），張俊去世，享年六十九歲，追封循王，謚號“忠烈”。 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秦檜病逝，時年六十六歲，追贈申王，謚“忠獻”。 從事情的前因后果來看，幾乎可以肯定這并不是宋高宗本意，而是彼時南北方士紳豪族對二者的感謝與褒獎，因為他們“維護”了既得利益集團的私人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