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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過對古埃及文明史研究脈絡回顧梳理，揭示古埃及文明的研究依賴于埃及學，而埃及學的兩大基石是考古學和語言學，通過對考古學史和語言學破讀死文字的梳理，揭露古埃及建筑、銘文等文物的絕對年代不可能是公元前兩三千紀，從而揭露西方破讀死文字只是一場騙局，西方所謂古埃及文明的研究是偽科學、偽實證，根本不可信。

【關鍵詞】古埃及 考古史 語言學 建筑文物

在圣經史觀體系之下，古埃及文明長久以來被西方認為是古老的文明，在西方歷史體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本文來說一說古埃及建筑文物之絕對年代的那些事。

古埃及文明的研究簡史

我在拙文《西方虛構古埃及和蘇美爾文明 ——誰是最早出現(xiàn)的文明？》中提到，圣經史觀時期（18世紀之前），西方人尚處于宗教社會，就以宗教神話的創(chuàng)世說和諾亞說來胡謅中國人是諾亞的后代，并且捕風捉影地認為中國漢字是源自含，源于“圣書體”。啟蒙運動時期（18世紀-19世紀初），西方在儒家啟蒙之下擺脫神圣啟示的宗教社會，邁進理性的世俗社會，拋棄了圣經體系，從世俗、理性、科學的眼光重新審視全世界，發(fā)現(xiàn)中國是最古老的文明，是人類歷史的開端。浪漫主義時期，西方人又回歸基督教主義，又開始搞圣經體系史學，建構了古埃及文明史，并在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之后的1850年，古埃及歷史就被認為比中國和印度還要古老（約翰·肯里克1850年出版的《法老統(tǒng)治下的古代埃及》）。

1880-1888年，蘭克在《世界史》9卷本中，把古埃及作為最古老的文明進行敘事。

“20世紀初，史密斯提出泛埃及主義的文明傳播論，認為世界文明起源于埃及”，“20世紀60年代以來，非洲中心主義一度流行?！保ü坝駮⑽涅i、劉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歷史與現(xiàn)狀》，昆侖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72頁）

基于種族主義，針對黑非洲作為人類文明起源或最古老文明的排斥，“不少人用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爾是世界文明發(fā)祥地的觀點與之抗衡”，L·S·斯塔夫里阿諾斯在1988版的《全球通史》中說“有一個時期，人們曾認為文明的搖籃是尼羅河流域，但現(xiàn)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蘇美爾。約公元前3500年時，它已完成向文明過渡。埃及文明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文明先在美索不達米亞生根，以后又在歐亞大陸和美洲的其他幾個地區(qū)生根，之后，便西四面八方傳播?！保ü坝駮?、劉文鵬、劉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歷史與現(xiàn)狀》，昆侖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72頁）

于是，基于種族主義，西方學術界不再認為古埃及是最古老的文明，傾向于認為蘇美爾文明是人類文明的發(fā)源地，斯塔夫里阿諾斯1988年提出了泛蘇美爾傳播論，但在1999版中就刪除了，也刪除了蘇美爾文明和埃及文明起源的具體年代，但堅持認為蘇美爾是文明的搖籃。

“最早出現(xiàn)文明之光的是烈日蒸曬、底格里斯河和幼發(fā)拉底河養(yǎng)育的一片荒原。有一時期，人們曾認為文明的搖籃是尼羅河流域，但現(xiàn)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蘇美爾，也就是《舊約全書》中的‘希納國’（Land of Shinar）?！保↙·S·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董書慧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第49頁）

但劉文鵬等認為，“根據目前掌握的資料判斷，埃及文明大約發(fā)端于公元前4000年代中葉，與蘇美爾文明幾乎同時。因此，所謂蘇美爾文明是最早的文明，目前還不應該是定論。”（拱玉書、劉文鵬、劉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歷史與現(xiàn)狀》，昆侖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74頁）

關于貶低古埃及和抬高蘇美爾的情況，貝爾納在《黑色雅典娜》中講得很清楚，純系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所致，所謂的學術不過是遮羞布罷了?，F(xiàn)在劉文鵬等還能針對西方的“證據”反對西方的建構，而以前由于全世界各國戰(zhàn)爭頻仍，經濟凋敝，沒有精力去鉆研西方學術研究過程，就任由西方隨心所欲，胡說八道，想怎么說就怎么說，然后再制作成所謂的“知識”讓官科學者去背。

總而言之，西方偽史都是“研究”出來，理論上講，可以有五花八門的說法，也可以“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古埃及文明的學術重要性

“古希臘的希羅多德在評價古埃及文明時指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這樣多的非筆墨所能形容的巨大業(yè)績’，甚至認為，‘幾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從埃及傳入希臘的?！?8世紀法國的啟蒙學者伏爾泰說：‘東方是一切藝術的搖籃，東方給了西方一切’。20世紀上半葉，美國學者維爾·杜倫評論古埃及文明時說：‘這個文明豐富多彩，歷史久遠，壯闊深厚，又不失優(yōu)雅細膩。蘇美爾文明與之相比顯得簡單、粗陋，就是希臘和羅馬文明也并不一定能超過它’……國外最近出版的《埃及、希臘和羅馬：古代地中海文明》的作者查理·弗里曼指出：‘對于希臘而言，埃及是智慧的源泉’?！保ü坝駮?、劉文鵬、劉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歷史與現(xiàn)狀》，昆侖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72頁）

這里，古埃及文明的重要性體現(xiàn)為是西方古典文明的淵源，是西方文化的源頭，也就是說，希臘文明是埃及化的，希臘文明是近東文明的邊緣區(qū)，就像日本之于中國一樣。但后來因為進步主義和種族主義，古埃及被貶低并劃歸停滯的、沒有希望的東方。古埃及文明的重要性還體現(xiàn)為所謂的清晰的絕對年代體系，為其他文化的斷代提供依據。

“愛琴絕對年表依賴于埃及年表，后者的調整會直接影響前者。”（拱玉書、劉文鵬、劉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歷史與現(xiàn)狀》，昆侖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49頁）

“公元前兩千紀以后的考古材料可以根據和近東歷史時期文明的交叉斷代得出絕對年代”，“獲得歐洲史前時期絕對年代的純考古學方法是：依據史前歐洲文化序列與埃及、蘇美爾歷史年代序列的關系”。（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254頁）

“歐洲年代學的關鍵是克里特和特洛伊，甚至在今天也不能說它們的年代已經有了確切無疑的界限。它們是取決于和埃及、蘇美爾的年代校準，全部問題就是如此?！保ǜ窳帧さつ釥枺犊脊艑W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145-146頁）

為什么古埃及文明史是偽史？

這個題目有點大，因為要理清楚其所有關鍵環(huán)節(jié)，但本文只想就古埃及文明的研究初期、即從1798年拿破侖遠征埃及到1880年馬里埃特死亡之前的研究情況進行質疑，這部分也是古埃及文明史研究的基礎和框架部分，推翻這部分即可推翻整個古埃及偽史。無論古埃及文明史還是兩河文明史，根源于埃及學和亞述學，依托于考古學和語言學（破讀死文字），即考古學和語言學是古埃及文明史和兩河文明史的兩大基石。

根據丹尼爾的《考古學一百五十年》，1836年明確闡述三期說概念的《北歐古物導論》出版被視為考古學誕生的標志，標志著西方從古物學邁入了考古學時代。但是，根據我的研究，西方與建構歷史相關的考古學大致分為三個時期：

①1850年之前，主要是地面考察時期；

②1850年至1885年代，挖寶式發(fā)掘時期；

③1885年代以后，相對科學考古時期，即注意地層關系和考古記錄，標志是1871年施里曼在特洛伊發(fā)掘（有爭議）、1880年皮特-里弗斯在英國發(fā)掘、1885年比特里在埃及發(fā)掘、1898年科爾威德在巴比倫發(fā)掘。（參閱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和拱玉書《西亞考古史》）

一、拿破侖遠征埃及時代（1798~1850）

1798年，拿破侖遠征埃及“打開了古埃及語言知識的大門，從而又打開了古埃及的歷史和文明知識的大門”。（拱玉書、劉文鵬、劉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歷史與現(xiàn)狀》，昆侖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21頁）

“阿拉伯人征服了埃及后，伊斯蘭文明發(fā)展起來，古埃及文明逐漸被歷史洪流所淹沒。到了近代，法國拿破侖遠征埃及，他第一個打開了埃及的大門，并因此也打開了古埃及語言、歷史和文明知識的大門?！保▌⑽涅i，《古代埃及史》，商務印書館，2000，第5頁）

“文明史的研究是以古埃及文明的形成為開端”，“19世紀初，由于法國學者商博良成功地釋讀了象形文字，埃及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被創(chuàng)建起來”，“在某種意義上說，沒有埃及學，就沒有古埃及文明史的研究”。（拱玉書、劉文鵬、劉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歷史與現(xiàn)狀》，昆侖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20頁）

文明史的研究始于古埃及文明的研究，而拿破侖遠征埃及是其起點。拿破侖遠征埃及奠定了古埃及文明史研究的兩大基礎，其一、羅塞塔石碑的發(fā)現(xiàn)以及導致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譯，其二、《埃及記述》（又稱《埃及志》、《埃及描述》）的出版，從1798年至1820年代歷經30年。

“拿破侖遠征的另一個重要成果是羅塞塔石碑的發(fā)現(xiàn)和破譯……1822年9月27日，商博良發(fā)表了《關于象形文字語言的字母致M·達西爾的信》，宣告象形文字譯讀成功。學術界通常把這一天視為埃及學的誕生日?！保ü坝駮?、劉文鵬、劉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歷史與現(xiàn)狀》，昆侖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22頁）

羅塞塔石碑的發(fā)現(xiàn)和1822年商博良破譯古埃及象形文字，意味著埃及學的誕生，意味著古埃及文明的誕生。我在《震驚！西方破讀楔形文字竟是一場騙局！》一文中說：“西方破讀死文字的實質是一系列未經求證的小概率的猜想，其正確的可能性是一系列小概率的乘積，其值小到不可能破讀正確。與其說西方破解釋讀了一種死文字體系，不如說重新創(chuàng)造或發(fā)明了一種新文字體系。”雖然我沒有詳細研究過商博良對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讀，但也看過一些，例如把古埃及象形文字轉換為表音文字進行破讀，猜測國王名字的拼寫、試錯法、將錯就錯等，與楔形文字的破讀大同小異，都是由一系列未經求證的猜想串成的，并不可信，經不起推敲。

“這些象形文字（按：古埃及象形文字）大部分是發(fā)音的，就是說，是表達聲音的。因此，眼睛的象形先則表示眼睛本身，次則表示‘眼睛’一字的第一個字母。那位有名的宋波弄（按：商博良）首先引人注意到這個事實，就是那些發(fā)音的象形文字是和表達概念的象形文字混在一起的；他就這樣地把各種象形文字分別清楚和規(guī)定了譯釋它們的原則?！保ê诟駹?，《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第185頁）如下圖：

正如金壽福所講，“埃及語的解讀方式無論在語音、語法方面都打上了西方的烙印，而古代埃及歷史和文化的重新建構更是浸透了西方的思維模式?！保ń饓鄹?，《西方列強對外擴張和競爭中的埃及和埃及學》，《古代文明》，2010·2）

很多人認為羅塞塔石碑上有古希臘文，通過已知的古希臘文就能破譯出未知的古埃及象形文字，殊不知，在未知語法、發(fā)音是否一致等情況下，怎么可能破讀呢？例如“埃及”一詞的古希臘語是Α?γυπτο?，發(fā)音為/?e.?ip.tos/，可是，阿拉伯文為 ，發(fā)音為/misr/。又如“希臘”一詞在希臘語、英語和阿拉伯語中的發(fā)音是不同的。

因此，基于語法和發(fā)音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所謂成功破讀死文字的真實性和正確性是極低的，因為很多情況都是未知的，在破讀之前必須作一系列的假設，而這些假設未必確實，也沒有辦法確證確實。

西方所謂破讀死文字（包括古波斯楔形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并非真解，而是偽解，而是充分利用了表音文字具有較大附會性的特點所進行的偽解，而就是這偽解奠定了古埃及文明史的基礎之一。我已經證明了西方破讀古波斯楔形文字是一場騙局，同樣，西方破讀古埃及象形文字也是一場騙局。

拿破侖遠征埃及，奠定了古埃及文明史研究的另一個基礎就是《埃及志》，那么《埃及志》的資料是怎么來的呢？

拿破侖遠征軍隨軍組織了一個百余人的學術團，“學術團在維旺·德農（1747-1825）的領導下，完成了埃及全境的文物古跡普查編目工作，并詳細論述和準確地描繪了他們發(fā)現(xiàn)的一切。根據這些普查的文物、古跡和記錄而編寫的24卷《埃及記述》，于1809年起的22年間陸續(xù)出版”。（拱玉書、劉文鵬、劉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歷史與現(xiàn)狀》，昆侖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21頁）

在薩義德的《東方學》中，《埃及志》23卷發(fā)表于1809-1828年。（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三聯(lián)書店，1999，第109頁）

拿破侖隨軍學術團“到埃及后，廢寢忘食地抄寫神廟墻壁和墓壁上的文字，同時也想盡辦法為羅浮宮搜羅各種文物?！保ń饓鄹＃段鞣搅袕妼ν鈹U張和競爭中的埃及和埃及學》，《古代文明》，2010·2）

注意到字眼：普查、描繪、發(fā)現(xiàn)、抄寫、搜羅，都是地表上的，唯獨沒有考古發(fā)掘，特別是具有地層關系的科學考古發(fā)掘缺席了。

下列五圖源自《埃及志》（共974幅）：

↑：《埃及描述》源自：http://digitalcollections.nypl.org

這里插一句，關于古埃及金字塔，《圣經舊約》中沒有記載，希羅多德的《歷史》中講到金字塔而沒有提到獅身人面像。值得注意的是，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把“獅身人面像”稱為“獅身女首怪”——這是個值得深思的一個問題?，F(xiàn)在的獅身人面像能看得出來是女性嗎？“從我們所發(fā)現(xiàn)的古代埃及各種表現(xiàn)之中，特別可以注意的一個形象，就是獅身女首怪——它本身是一個謎——一個曖昧的形式，一半獸，一半人。這個獅身女首怪可以算作‘埃及精神’的一種象征?！保ê诟駹?，《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p184）

“1822年在菲萊島上發(fā)現(xiàn)的一座方尖碑等一批古跡上的古文字?！保ǜ窳帧さつ釥?，《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59頁）

“從19世紀20年代起，英國對近東地區(qū)進行大規(guī)?？疾?，威爾金森在盧克索等地臨摹大量古代埃及官吏墓中的文字、圖畫和浮雕，后來以此為基礎撰寫了《古代埃及人的禮儀和習俗》”（金壽福，《西方列強對外擴張和競爭中的埃及和埃及學》，《古代文明》，2010·2）

“在埃及學領域，法語起初是當之無愧的工作語言……從1800年至1850年的半個世紀里，英國人出版了至少100多部有關埃及的游記，數量幾乎是法國的一倍?！保ń饓鄹?，《西方列強對外擴張和競爭中的埃及和埃及學》，《古代文明》，2010·2）

法國與英國在埃及學研究上具體競爭關系，爭奪埃及學和古埃及文明研究的話語權。

“對埃及古物的第二次大規(guī)?？疾焓窃?828年由羅塞利尼領導的，其中得到商博良的協(xié)助。這次考察向南一直推進到阿斯旺的第一大瀑布。1840年萊普修斯考察了努比亞的古跡，并向南調查至喀土穆。他在孟菲斯附近地區(qū)發(fā)掘了幾處遺址，發(fā)現(xiàn)了西奈半島銅礦工匠的銘刻，并于事后作了報道”，“到1850年，地面上主要的古埃及古物都已登記入冊，埃及的古文字也已釋讀成功。這時，從文字歷史的嚴格意義上講，古埃及已可躋身于最早期的偉大文明之林?！保ǜ窳帧さつ釥?，《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59頁）

1842-1845年，德國考古學家列普修斯組建遠征隊前往埃及考古，“他們在孟菲斯附近開始，發(fā)現(xiàn)了30座金字塔殘跡，調查了130座馬斯塔巴墓。遠征隊還探查了底比斯的神廟、王陵、法尤姆綠洲遺跡、阿瑪爾納遺址、阿布辛拜勒石窟廟，遠達那帕達和麥羅埃。他們搜集了大量銘文、資料，并在1849-1859年出版了12卷本的《埃及與努比亞古物》包括了數百頁的古埃及原文圖版、浮雕畫和寺廟平面圖，與法國的《埃及記述》具有同樣重要的價值。”（拱玉書、劉文鵬、劉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歷史與現(xiàn)狀》，昆侖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20頁）

德國人也不想在埃及學研究上甘于人后。

以此為基礎開展研究，約翰·肯里克在1850年出版的《法老統(tǒng)治下的古代埃及》中寫道：“埃及考古學和歷史學從這個世紀開始，特別是發(fā)現(xiàn)了象形文字以后，就發(fā)生了一場革命。上古歷史應該從哪個國家開始，確定這個問題已不費吹灰之力。埃及的古物、文獻記載和文獻比印度和中國的年代都要早上幾百年?！保ǜ窳帧さつ釥枺犊脊艑W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59頁）

我們可以從這些摘錄中發(fā)現(xiàn)，拿破侖遠征埃及以及隨后的幾十年里，西方人在考古的所謂的發(fā)現(xiàn)主要是在地面考察而得來的，極少是基于考古發(fā)掘，也就是說，當時發(fā)現(xiàn)的建筑、文物、文字絕大多數是在地表之上，觸目可及。

我們來看一看，這段時間西方的思想認知狀態(tài)和考古狀態(tài)如何？

“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有一種觀念流行開來……這種觀念認為，整個自然王國都是設計完美的，上帝為善，不造惡物，萬物各有其用，人類乃上帝的刻意之作。并且認為，創(chuàng)造人類的時間不會太久，肯定不超過公元前5000年。許多人接受了厄謝爾（1581-1656）大主教推定的年代——公元前4004年，這個時間明明白白地印在《圣經》欽定本的邊款上。”（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16頁）

這種圣經創(chuàng)世的宗教觀念在西方占據統(tǒng)治地位，直到19世紀中期被打破，具體而言，直到1859年《物種起源》出版才被打破。

那么，當時西方在埃及考古的思想狀態(tài)和操作水平如何呢？實際上早期考古就是挖寶和盜墓，根本談不上考古。

“發(fā)掘者的動機主要是物欲，目的主要是獲取文物，方法極不科學，因此帶有極大的破壞性。”（拱玉書、劉文鵬、劉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歷史與現(xiàn)狀》，昆侖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34頁）

“它的主要動機是物欲，它的主要目的是獲取文物，它的方法極不科學，因此帶有極大的破壞性?！保ü坝駮段鱽喛脊攀贰?，文物出版社，2002，第80頁）

“發(fā)掘者往往先選定一塊‘寶地’，再進行試掘，如無大的收獲，便馬上放棄，另起爐灶，根本不注意發(fā)掘的完整性和系統(tǒng)性，更談不上科學”，“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與這個時期的考古性質——挖寶也有密切關系。”（拱玉書，《西亞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81頁）

“19世紀初在埃及開始發(fā)掘的許多人當中，貝爾佐尼是最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貝爾佐尼在埃及的工作于1817至1819年完成，并于1820年由默里出版《埃及和努比亞金字塔、神廟、墓葬的新發(fā)現(xiàn)和發(fā)掘報告》一書。不過埃及真正的發(fā)掘工作并不是由貝爾佐尼和德魯埃蒂這樣的盜墓者開創(chuàng)的，馬里埃特才是真正的先驅?！保ǜ窳帧さつ釥枺犊脊艑W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59頁）

拿破侖時代，西方對古埃及的所謂考古實證研究，不過是地表之上的考察和挖寶盜墓而已。這里，丹尼爾描述挖寶的盜墓賊使用了“發(fā)掘”一詞，還出了書，能有幾分水平呢？所謂的先驅馬里埃特又是怎么樣的呢？

二、馬里埃特時代（1850~1880）

“馬里埃特于1850年由盧浮宮派往埃及尋找科普特人的文字手稿?！保ǜ窳帧さつ釥枺犊脊艑W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59頁）

“馬里埃特的目標是獲取盡可能多的藝術品和刻寫著象形文字的器物，至于發(fā)掘時的考古層、文物所在確切位置和此后的發(fā)掘報告則完全受到忽視。”（金壽福，《西方列強對外擴張和競爭中的埃及和埃及學》，《古代文明》，2010·2）

“馬里埃特……三十多年共發(fā)掘了三十多處重要的遺址，所關注的主要是想獲得輝煌的成績，一味尋求奇珍異寶和歷史古跡……比特里曾描述過馬里埃特是如何在獅身人面像附近進行發(fā)掘，用炸藥炸掉一座神廟坍塌的廢墟。”（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157頁）

馬里埃特“用一群大兵把花崗石神殿所有的殘件炸個粉碎，由于馬里埃特幾個星期才到發(fā)掘現(xiàn)場看上一次，完全被他的監(jiān)工蒙蔽住了。監(jiān)工從開羅買來一些文物點綴一下遺址，以保持他對這些遺址的興趣?！保ǜ窳帧さつ釥?，《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171頁）

比特里在馬里埃特死后兩年、即1883年悲哀地寫道：“使人痛心疾首的是，看到一切正在迅速地遭到破壞，一點也不顧及到文物保護?！保ǜ窳帧さつ釥枺犊脊艑W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157頁）

馬里埃特“滿足于收集大量資料，但既不記錄它們的出處，又不估計它們在歷史上的意義，當然他更不可能發(fā)表他的工作報告?！保罱ㄈA，《外國考古學》，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第24頁）

那個年代的考古水平都大同小異，西亞考古也是如此，都不過是挖寶罷了，唯一的區(qū)別似乎是名頭不同：民間的盜墓賊和官方的“摸金校尉”。

“（西亞考古）不注重地層關系，不記錄文物發(fā)現(xiàn)的準確地點和位置?！保ü坝駮?，《西亞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81頁）

馬里埃特主導埃及考古直至1880年去世。馬里埃特的考古思想狀態(tài)和操作水平與盜墓賊大同小異。這也就意味著在埃及的科學考古直到1880年還沒有誕生。這就意味著埃及學的基礎是有問題的，而問題是很多的。

以哈夫拉坐像為例，如下圖：

↑：哈拉夫坐像

哈夫拉坐像，“閃綠巖，高168厘米，1860年A.馬里埃特（A.Mariet）發(fā)現(xiàn)于基澤（按:吉薩）地方的哈佛拉的祭廟里。屬古王國第四王朝時期……它不僅是古王國時期埃及宮廷藝術家為國王而雕刻的代表作，也是古埃及雕刻藝術的范例之一。”（周啟迪，《文物中的古埃及文明》，商務印書館，2012，第43頁）

按照現(xiàn)在西方的成說，哈夫拉是古王國時期的法老，定都孟菲斯，之后在中王國和新王國時期定都于南部的底比斯，吉薩位于孟菲斯西側約8公里。但是，如果古埃及古王國定都底比斯，中王國定都孟菲斯，那么，該坐像還會是哈夫拉嗎？事實上，根據黑格爾的說法，就是如此：底比斯作為都城早于孟菲斯。

“埃及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特色，就是史跡是從上埃及到下埃及——自南方到北方。因此有人以為埃及的文化大概來自埃塞俄比亞，主要地來自麥伊洛島；據晚近的推論，這個島曾經為僧侶民族所居。上埃及地方的底比斯是埃及各王最古的都城，就是在希羅多德斯的時候，這座城已經荒涼不堪。城里的古跡、遺墟代表我們所知道的埃及建筑最宏偉得典型。經過這樣長久的時間，竟然還能夠保持得這樣完好。這和那個地方經常無云的天空當然有關系。王國的中心隨后又遷到孟菲斯，這個地方距離現(xiàn)代的開羅沒有多遠；最后遷到舍易斯，就在那個三角洲上。舍易斯城境內的建筑，時期很近，可是，保存得很不完善。希羅多德斯告訴我們，孟菲斯是那位遠古的米尼斯王所建立的。”（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第186頁）

因此，如果按照黑格爾時代西方人的認知，所謂哈夫拉坐像名不副實，是錯誤的。其實，誰在乎呢？但它可以先入為主在人民的腦海里造成印象：“惡人先告狀”。因此，我們絕不能對西方的所謂研究“聞之則信”，不能以中國信史之心度西方偽史之腹。同時，我們不能因為西方在自然科學領域取得成功而想當然地認為，西方在人文社科領域也同樣科學和成功。

貝爾納提醒道：“支配19和20世紀的是進步和科學的范式。學術領域存在這樣的信念，即多數學科突變進入‘現(xiàn)代性’或‘真正科學’的階段，然后是穩(wěn)步積累的學術進步。在古代地中海東部地區(qū)的歷史寫作中，這些‘突變’被認為發(fā)生在19世紀，從那以后，學者們傾向于相信他們的工作在質上比任何此前的工作都要好。這一時期自然科學觸手可及的成功確認了那一領域中這一信念的真實性。它拓展到歷史寫作領域的基礎則不那么牢靠?！保R丁?貝爾納，《黑色雅典娜：構造古希臘1785-1985》，郝田虎、程英譯，吉林出版集團2011年7月，p336）

我們之所以相信西方對古埃及文明史等上古史和古典史的研究，與西方在現(xiàn)代自然科學上的巨大成功是分不開的，但是，貝爾納提醒道，自然科學的成功并不意味著歷史研究領域也同樣成功！

三、討論與小結

從上述可以看出，1850年古埃及作為最古老文明就已經研究出爐了，1880年代已經作為最古老文明被蘭克載入《世界史》——第一章“阿蒙-拉，巴爾，耶和華和古埃及”。

公元1798-1880年可稱之為古埃及文明史研究的初期，該時期真正的科學考古還未誕生，還只是在路上，卻奠定了古埃及文明史研究的基礎?？稍侔压虐＜拔拿魇费芯康某跗谠俜譃閮蓚€階段，即1798年至1850年拿破侖遠征埃及時代、1850年至1880年馬里埃特時代。前者收集到的資料主要是地面上的資料，后者收集到的資料主要是地下發(fā)掘的資料，但當時主要是挖寶，談不上考古，更談不上科學，反而是極不科學、極不可信的。也就是說，這一時期發(fā)現(xiàn)的建筑遺址、文物和文字要么是地面上的，要么是因為挖寶而不知地層關系的。即：從1798年拿破侖遠征埃及到1880年，西方搜集而來的古埃及資料來自于：其一、地面考察、繪制、臨摹、口頭調查、游記等資料，其二、由盜墓挖寶的發(fā)掘而來的、根本不知道地層和年代的資料。

商博良1822年就已經破譯象形文字了，而羅塞塔石碑是在挖掘工程時偶然發(fā)現(xiàn)的，而利用它破讀出來的“文獻”證明地面上的文物和文字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靠譜嗎？

“埃及人那些數不盡的建筑物，都是一半埋在地下，一半出現(xiàn)在地上，升入空中。”（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第184頁）

那么問題來了，地面上找到的建筑遺址、文物和臨摹的文字可能是公元前一兩千年的嗎？反過來說，如果是公元前一兩千年的建筑、文物和文字，那么，它們可能會裸露在地面上嗎？假設是公元10世紀前后的文字，那么，其與公元前一兩千年的文字可能相同嗎？可能記錄公元前一兩千年的歷史事件嗎？就算可以，要不要疑古呢？

例如：《埃及志》中所描繪的尼羅河下游西岸的吉薩金字塔和上游東岸的神廟，以及臨摹的銘文，被定年為公元前2000年前后，在公元1800年左右發(fā)現(xiàn)時還裸露于地面上，而且還能如此完整。這可能嗎？——不可能的！

如果是公元前2000年的，早就被深埋地下了，需要精細化發(fā)掘，需要科學考古方法才能完整呈現(xiàn)出來。但是，1850年前在埃及的考古發(fā)掘幾乎還沒開始、只有地面考察和盜墓挖寶，1850-1880年考古發(fā)掘根本不注重層位關系及形成書面記錄報告。

沒有發(fā)掘，沒有修建，沒有重建，而又能如此完整地裸露于地表之上，這些建筑會是公元前兩三千紀的嗎？就當時的西方研究來說，根本沒有技術能力、科學手段進行定年，而且定年得那么古老，尤其是沒有地層關系、沒有碳十四測年的情況下。之所以西方人在研究古埃及的時候會往古老文明著眼，一切皆因緣于伏爾泰和黑格爾時代最古老的中國文明所對西方所造成的壓力。

在《埃及志》中，約瑟夫·傅里葉在《歷史前言》中寫道：“地處亞非之間且與歐洲有便利交通的埃及占據著這塊古老大陸的核心位置。這個國家給人們帶來的只是輝煌的記憶；它是藝術的故都并且保存有無以計數的杰作；其主要的寺廟和王宮至今猶存，盡管那些相對于其歷史來說毫無古老可言的建筑早在特洛伊戰(zhàn)爭之前即已建成?！保◥鄣氯A·W·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三聯(lián)書店，1999，第109頁）

觸目可及的地面上的古老而至今猶存的建筑建成于特洛伊戰(zhàn)爭之前！拿破侖遠征埃及所形成的《埃及志》中有建筑文物的繪圖974幅，很多現(xiàn)在都被認為是公元前兩三千紀的，但實際上，它們都是地表之上的建筑，是在考古學誕生之前就被發(fā)現(xiàn)的建筑，且保存相當完好，因此，西方所謂的那些古埃及建筑和文物不可能是當今認知的古埃及時期的。

今天我們可以斷言，《埃及志》里的文字、建筑（圖974幅）等遺址銘文不可能動不動就是公元前一兩千年的。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所謂的“研究”不過是指鹿為馬而已，就像博塔和萊亞德胡亂指認尼尼微一樣。而在西方學者在埃及指鹿為馬的時候，心里想的卻是古老中國的五千年文明史（在伏爾泰的《風俗論》和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中國歷史大約始于2500BC，這里不作具體摘錄，需要出處者請在留言區(qū)留言）。

現(xiàn)在回過頭來說說所謂商博良對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讀，如果基于商博良對死文字破讀而認為《埃及志》里的那些遺跡文物屬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那么就可以斷言西方所謂商博良對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讀是錯誤的，是偽解，不是真解。

值得注意的是，《坤輿萬國全圖》中的埃及地區(qū)標注“地產寶石烏木”，卻并未標注在今天看來依然恢宏偉大的金字塔，如下圖：

↑：《坤輿萬國全圖》埃及部分

因此，所謂古埃及文明史的研究是基于考古實證的說法根本站不住腳。所謂的科學考古實證實際上極不嚴謹、極不科學，其實質是先入為主、指鹿為馬、恣意建構，是一種詭辯式的建構，這是小兒把戲！但在中國官科學術界幾乎無人質疑，被普遍接受。西方人敢胡說，中國文科官科學術界就敢胡信。

劉小楓評價蘭克道：“蘭克雖有‘實證史學之父’的美譽，他要求成為史學家必須在考辨文獻和史料采集方面接受嚴格訓練，但他自己的史學樣式大多是文學色彩濃厚的敘事，沒法與注重識讀和辨析史料的實證史學樣式對上號?！保▌⑿?，《世界歷史意識與古典教育》，公眾號：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9-5-7）

宣稱和事實不是一回事，這種“兩張皮”的現(xiàn)象比比皆是。對于西方研究，我們不但要“聽其言”，還要“觀其行”，進行嚴格審查。

“埃及學在其初期在一定程度上有意無意地充當了歐洲殖民主義的幫兇，表現(xiàn)在它把法老時期的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割裂開來，認為法老文明與西方文明一脈相承，把法老時期的古代埃及人說成是高加索人的后裔，同時把伊斯蘭文明與東方專制與集權聯(lián)系在一起?！保ń饓鄹?，《西方列強對外擴張和競爭中的埃及和埃及學》，《古代文明》，2010·2）

在當時啟蒙運動后的世俗理性社會里，世俗的、輝煌的、古老的中華文明是崛起后的西方民族主義所不能容忍的，因此，西方急需建構一個屬于他們自己的輝煌的古老文明。也就是說，在西方研究者心目中，最古老的中華文明是其揮之不去的心魔，而古埃及文明研究是在古老而世俗的中華文明的“心”境下橫空出世的。在這種心理幻覺、偏執(zhí)的心因性民族心態(tài)之下，西方人見什么都往最古老的方向靠攏，張口就是幾千年。西方“研究”出來的所謂古埃及文明史只不過是不太久遠的地面上的銘文、建筑、文物和不知地層關系的遺存通過西方意識觀念、利益需要、心理情境的“哈哈鏡”投射出來的“假象”！對于西式這種“分析研究”而來“歷史”，必須高度警惕，要有科學懷疑的精神，進行嚴格的科學審查。

“關于東方或東方任何一個部分的經驗事實幾乎毫不重要；重要的、起決定作用的是我一直在說的那種東方學的想象視野，這一想象視野絕不僅僅限于專業(yè)的學者，而是所有曾經思考過東方的西方人的普遍看法?！保◥鄣氯A·W·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三聯(lián)書店，1999，第89頁）

所謂考古學和語言學等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不過是遮羞布罷了，其本質恰恰是偽實證、偽科學的。與其說實證和科學，不如說心理幻境。

科學研究需要確鑿的證據與縝密的邏輯，需要豐富的聯(lián)想與想像，但最終需要客觀事實的證實。如果證據不確鑿、邏輯不縝密，不能算科學研究；如果最終沒能證實，哪怕論證過程如何嚴絲合縫，哪怕看上去如何天衣無縫，那也不能算是科學研究的成果，不能成其為科學。在無法最終證實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嚴格證據審查和邏輯推理。對于西方的研究，我們必須堅持科學精神，絕不能迷信?？茖W精神不承認有任何亙古不變的教條，科學就是懷疑，它不是“科學教”，尤其是要對西方研究的所有環(huán)節(jié)進行梳理和審查。

考古遺址的客觀性與考古解釋的主觀性必須要分清，絕不能以考古遺址的客觀性掩蓋考古解釋的主觀性，然后，把考古分析解釋當作歷史真實本身。把考古分析解釋當作歷史真實本身是錯誤的。最關鍵的是，當時根本不具備科學的氛圍和技術手段。即使憑今天的科學技術手段，即使憑舉國之力，即使像中國這般同文同種，夏朝的實證依然面臨種種問題，因此，我們絕不能對現(xiàn)代早期西方對古文明（埃及和西亞）的“研究成果”持樂觀態(tài)度，不假思索、聞之則信、全盤接受。

總體而言，古埃及偽史是近代“研究”出來的，主要是19世紀；按照馬丁·貝爾納的說法，是“Fabrication”，即構造、捏造、建構；按照中國的說法，這叫“韓國大棒槌”。根據我對西方偽史的研究體會，西方偽史的煉成靠的是西方人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心態(tài)和想象、以及全球大抄襲，靠的是猜想和偽證，實際上，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核心是基于西方本身的利益和需要。盡管古埃及偽史披著考古學、語言學、實證、科學的外衣，但其證據和內在邏輯根本經不起推敲。只要敢于開啟對古埃及偽史的懷疑之門，去研究其形成過程和細節(jié)，就能輕易揭露其偽史的真面目。